良渚文化

中国新石器文化

良渚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出现于约距今5300年前至4000年前,发展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共发现500多处遗址,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良渚文化最主要特征是器的使用和随葬,包括大件的玉、玉、玉。玉琮是工艺最精、最具权威性的玉器,往往刻有精致的兽面纹,是神灵的图象,玉钺则是军权、王权的象征。良渚文化的政治体为酋邦,亦有学者认为已出现国家雏形,能动员大量劳动力,各酋邦间结成联盟,神权色彩浓厚,建造大型祭祀场所、城墙及防洪土墙,社会成员地位分化,形成贵族和普通平民阶层。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的范围
地理范围长江下游
时期中国新石器时代
时间约公元前3300年至约公元前2000年
主要遗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遗址
先前文化崧泽文化
继承文化马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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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地区历史
史前
时期

约前9000
|
约前1100
上山文化
河姆渡文化
马家浜文化
良渚文化
崧泽文化
马桥文化
勾吴
约前1100﹣前473
于越
约前1100﹣前306
东瓯
前472﹣前138

前306﹣前222

前222﹣前209
西楚
前209﹣前201

前202﹣196
刘濞
前202﹣前153
孙吴
196﹣280

280﹣420
南朝
420
|
589

420–479

479–502

502–557

557–589

589﹣618
高智慧
刘元进
沈法兴

624﹣907
陈硕真
袁晁
裘甫
董昌
吴越
907﹣978
杨吴
902﹣937
南唐
937﹣975

978﹣1276
方腊

1276﹣1355
杨振龙
陈空崖
方国珍
张士诚
1355﹣1367

1368﹣1644
南明
1644﹣1646
叶宗留

1646﹣1911


钱宝通
1708
张念一
1709


上海公共租界
1845﹣1943

上海法租界
1849﹣1943
太平天国
1853﹣1864

中华民国
1911﹣1949
日据
1937﹣1945
上海市大道政府
1937-1938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1938
上海特别市政府 (日占时期)
1938-1945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今
分属浙江省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苏南)、上海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皖南)、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饶市)等
标注之年份为该政权统治吴越地区的时间

良渚先民善用石耕作,稻米开始成为主要粮食来源,并有原始文字。良渚文化被视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摇篮,良渚玉器标示文明时代已经到来,与北方龙山文化交流密切。良渚文化结束于酋邦或国家解体,农业衰落,玉器失传,继后的马桥文化倒退回自给自足、狩猎与采摘的经济状态,回复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

年代与地理编辑

良渚文化发展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1]:150,其年代学者意见不一,邵望平认为良渚文化存在于距今5300年至4000年或稍早,历时1200多年[2]:131许倬云认为存在于距今5300至4700年,延绵600年左右[3]:314林巳奈夫认为繁盛于距今6000至5000年[4]:53。良渚文化中心分布区为环太湖地区,即长江三角洲江南部分,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区,南临杭州湾钱塘江北岸,影响及于宁绍平原,东濒于海,向西止于镇江茅山天目山山地,向北越过长江,极盛时抵达江苏淮北[5]:291[2]:131。遗址位置多在余杭良渚一带、上海福泉山一带、苏州东部地区及无锡南部[5]:292。良渚附近的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处有大型人工土筑高台,遗址分布密集,这地区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而莫角山遗址群是其核心[3]:320-321。在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南岸的良渚遗址群处于最具优势的地位,而到了后期,权力重心移到了太湖北岸常州地区的寺墩遗址一带[1]:157。良渚文化区整面积约36500平方公里,平原面积约占整面积六份五,零星分布高数十米至百余米的孤丘,平均河道密度达每平方公里3至4公里。平坦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区域内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沼泽环境和肥沃的土壤,提供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灌溉便利,有利于农业和水稻种植,成为良渚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5]:290-291

发现编辑

良渚文化的遗物在1930年代发现,特征是一种磨光黑陶,曾被称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2]:131、“浙江龙山文化”[6]等。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余杭良渚镇附近棋盘坟,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同年开始在良渚镇附近发掘,发现更多的黑陶和石器。施昕更认为这些文物与龙山文化属相同文化系统[7]:195。1959年学者提出了良渚文化区的命名,但直至1970年代中期,考古学界对良渚文化所知仍不多。1970年代江苏武进寺墩等出土大量玉器,掘出完整的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品多达124件,以玉器为主,其中有33件玉、24件玉,这些收获,使学者对良渚文化社会的认识发生巨变。其后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昆山赵陵山上海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地连续发掘殉玉大墓,特别是1993年公布余杭莫角山大型基址的发现,使学者确认良渚文化的特征[2]:132

遗物编辑

玉器编辑

 
良渚遗址反山12号墓出土玉琮
 
良渚文化黑陶
 
良渚文化玉璧

良渚文化出现了以为主体的大件玉质礼器。是良渚玉器中体积最大,工艺最精,最富特色,最具权威性的玉器,是敬天的礼器,通神的法器或贵族首领身份的象征。反山12号墓出土一件玉琮,重达3500克,刻有精致的兽面纹,被视为“琮王”[2]:132。玉琮是呈方筒形,内侧为圆柱形的中空玉器,用于祭祀,中空部分,被认为是连通天神与地神的通道。玉琮表面雕刻精细[1]:153,制作精美,刻有各种各样兽面纹,很多大型玉琮四面都刻有兽面,高身玉器上的兽面可以分好几层[4]:53。兽面有猫头鹰卵形的眼睛,内外眼角下垂;头上覆盖着舒展开的羽冠,头呈倒梯形,底部较窄[4]:57、95。小部分兽面纹则是人面与兽面组合而成的,表现出“人兽合一”[8]:90。兽面纹周围装饰有“の”字形涡纹,表示神像充满“气”[4]:11-12

呈圆盘形,中有圆孔,形状精致,亦用于祭祀及驱邪[1]:153,也是财富的象征[2]:132。玉按武器石钺而制成,显示军事权力[1]:153。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制作精良,被视为“钺王”,有70-80厘米长镶嵌玉粒的木柄,木柄头尾两端安有玉件,玉钺横嵌入柄中,是军权、王权的象征。除兽面纹外,有的玉器刻有鸟纹,或庄重而复杂类似族徽的图案[2]:132-133。有一种锥形的玉器,是用作插头的笄,方形尖顶,长约20厘米,另一端厚度减小,上面有钉孔,好像用榫头连接着笄的底部[4]:63。良渚文化玉材出自江苏溧阳天目山余脉小梅岭的透闪石[3]:336。玉器不是统一生产的,在良渚遗址群的塘山背遗址及江苏句容丁沙地等遗址,都发现玉器加工作坊[1]:158余杭塘山遗址有玉器作坊,出土了400多件石质制玉工具,包括砺石、切磋石和雕刻用石;玉质残料100多件,大部分留有制作加工的痕迹,此外发现了三处石块砌筑的作坊遗址[5]:293

玉器以外编辑

石器方面,良渚文化出现扁平的长方形穿孔石和有段石,都是伐木、析材、构建木架的工具,合乎高脚木屋和木架平台之用[3]:330。耕具方面有石犂、耘田器和石等,翻土工具石犂不但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器型颇大[9]:129。礼器亦有石制,福泉山遗址用玉数量较少,大件也有石质的[3]:320。良渚文化陶器以灰黑陶为主,辅以夹砂红陶,陶器盛行圈足和平底,陶多用贯耳[5]:564,制作陶器使用了快轮技术,福泉山等大墓随葬的陶、陶壶遍施精美的刺纹,并有彩绘的陶器。但陶器的社会地位不能与玉器相提并论[2]:135-136。反山、瑶山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漆器,其中有嵌玉的漆器。良渚文化的另一成果是丝帛的问世,在钱山漾发现了装在竹篚中的丝带和丝帛[2]:134-135

遗址编辑

聚落编辑

 
良渚古城出土的范围

良渚文化共发现500多处遗址,呈聚落群分布,形成几个大的聚落中心,每个聚落群有遗址数十甚至百多处,规模庞大,密度较高。聚落群之间形成等级上的差异[5]:292,从墓葬祭坛、纪念性建筑的规模来看,良渚遗址群无疑处于第一等级,而其余遗址群处于第二或第三等级[5]:294。聚落群内也有明显等级差异。遗址间的规模进一步分化,有像昆山绰墎这样数十万平方米的,也有余杭上口山和杜山那样仅数百平方米的[5]:292。遗址群以某一个大型遗址为中心,次一级的遗址围绕中心遗址分布,离中心遗址愈远,遗址的等级越低[5]:294

良渚遗址群大致由三个聚落群组成,聚落大小规模可分三级。其中一级聚落1处,为莫角山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9处,面积3至9万平方米;三级聚落30处以上,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下,其中三份一不足5千平方米[5]:294。聚落形态既有像庙前一样的小型居址,也有像莫角山、卢村之类的大型宫殿型建筑。莫角山遗址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8米,遗址中部偏北有三个土丘,夯筑面积不少于3万平方米,西北方者为小莫角山,有成排的柱洞,和大量红烧土块,整个良渚遗址群以其为中心,围绕它而分布,可说是政治权力中心[5]:293。莫角山、反山和周围的一些小遗址,被夯土城墙所环绕,总面积290万平方米。城墙北面一条长墙与天目山平行,长5公里,宽20-50米,部分用夯土建筑,部分用砂子和卵石堆筑,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该墙用作防洪[10]:249

各个遗址间有明显的功能区分,出现专门的墓地、居住区和作坊区[5]:292江苏吴江梅堰龙南发现的良渚文化早期村落遗址,在两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12座房屋及18座墓葬,有河水流经村落,屋址散列西岸,河岸则有护墙。良渚文化有不少古,井壁有芦苇竹木等物加固[3]:330,这是因为太湖池塘仍多盐,只有汲取井水始得淡水。良渚笋山庙前的遗址出土木构井字排列的窖藏,而良渚茅庵里的遗址,则有打入淤泥的两排木桩,用苇编夹住,中间以泥土填实,这都是善用木结构的例证。堆土填高和木结构,是为了应付低湿地形、避免水患的对策[3]:331

墓葬编辑

 
经过复原的良渚反山墓地

良渚墓地已不见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那种大量墓葬密集分布,墓地较为小型,墓葬之间往往两两相对而有关。大、中型墓地的营造,普遍采用土墩埋葬,土墩规模远远超过崧泽文化,大型土墩可达几万立方米,如福泉山土墎达5万立方米[5]:292-293。土墎并非为个人而建,而是群体墓。土墎墓是由圆丘状的单个坟墓集中建于一处,最终形成巨大的土墎[1]:152。大型墓地并出现专门的祭祀场所和祭坛。祭坛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需要动用大量劳力建造[5]:293。在良渚文化中期,出现另一种土墎墓,是由祭坛的土丘转作墓葬的,土墎内,有用于祭火的烧土台,四周有壕沟浙江杭州余杭区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均属此例[1]:152-153。瑶山墓地原是一处20米见方,2米高的祭坛,祭坛废弃后成为了贵族墓地,从坛面上清理出12座殉玉墓[2]:138。有些土墎墓墓葬呈列状,如瑶山土墎有南北两列,两者随葬品显著不同。南列的随葬品有玉、玉和三叉形冠饰,北列则有玉纺车。两列的差异,应是男女性的差异[1]:154

约公元前3000年出现了一种贵族专用的高台墓地,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上海福泉山墓地就是高台平顶墓地,其上已发现良渚文化晚期大墓27座,各有墓圹,有彩绘葬具,陪葬品丰富,多在百件左右。安葬时可能举行过火烧仪式。小部分墓地发现人殉。又如余杭反山贵族墓地,亦为一人工堆筑修整过的高台墓地,东西约100米,南北约30米,各墓均有墓圹,有的有独木和外椁,随葬品以玉器为主,总计有千件。这类高台墓地上没有就地掩埋的小墓,反映这种高台墓地为社会上层贵族所专有[2]:138。陪葬品有明显分化,玉器的使用成为墓葬等级高低的重要标志。大型墓葬大量使用玉器和石器,陶器则较少,主要有玉、玉、玉、玉锥形器,往往多达数十至数百件,制作精美,有繁缛和精细的图案[5]:293。反山土墎墓的20号墓有大量玉器随葬品,总计达547件,该墓应为最高首领的墓葬[1]:156。中型墓葬也有玉器、石器和若干陶器,种类与大型墓葬相似。小型墓葬主要以陶器陪葬,有少量石器和小件玉器,日常器物较多[5]:293

政治编辑

 
莫角山台地

良渚文化的政治体是酋邦,也有学者认为是国家雏形[3]:319,聚落大小规模可分三级,这种聚落形态体现了酋邦社会结构的格局。聚落中心都营建有规格不等的土墎。具有祭祀或殡葬功能。莫角山规格最高的宗教祭坛,附近的反山和瑶山两座殡葬祭坛,是酋邦所能动用劳力的最好标志[5]:294-295,其具有可观的组织和管理能力,足以动员大量劳动力,建造高台和墓葬。以莫角山平台的工程而言,广30万平方米的平台,估计须用50万立方米的土方,至少要动员60万人日工。若以100日完成计,即须动员6000人连续工作,加上组织和给养人员,共须使用约一万人。具有如此组织能力的良渚文化,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3]:322-323。地域首领通过向下层区域首领分配玉器,形成同盟关系。玉作为政治威信物,在区域首领间缔结同盟时,被切割分配给各方,故玉琮上曾有被切割的痕迹。良渚遗址群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曾居盟主地位[1]:158-159许倬云认为,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产生,不是出诸武力的征服。良渚文化的人群,因为要治水平土,须有超越单一村落小区的合作,从而组织为相当复杂的体系[3]:332-333

一些考古学家则认为良渚文化已出现早期国家。严文明指出,莫角山遗址可能是一国之首都,而反山和瑶山的贵族墓地则可能是王陵[10]:252。邵望平指出,莫角山遗址是一处经由人工修筑的台形基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围地面数米,其上发现超过14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及柱洞,说明这一大型台址上有过夯筑台基、土坯砌墙、木构框架的建筑,其中有的面积极大,绝非一般民居,而是宗庙、宫室或宗教中心建筑。整个莫角山台址,就是一座城,周围34平方公里范围内,密集出现各类大小遗址至少50余处。墓地遗址连同大小不等的聚落遗址,构成一个依托于莫角山台址、有内在联系的特大遗址群,在更远的四野还有稀疏聚落,展示出一个方圆数十里早期国家的轮廓。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的大型遗址群,不只一个,如浙江嘉兴雀幕桥遗址群、上海福泉山遗址群、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群,虽大小不一,文明却有一致性,应是一些文化传统一致,政治上有联系,星罗棋布的早期国家。这些分散的邦国中已崛起像莫角山那样“盟主”式的大国,成为独霸一方的“方国”[2]:139余杭反山第12号墓除出土“琮王”、“钺王”,还有不少石,有学者推测这些石钺是死者生前亲兵武士的奉献,成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武士阶层已经形成[2]:138

社会编辑

良渚社会成员地位分化,形成以酋长为中心的贵族阶层和普通平民阶层。社会成员财富分化加剧,奢侈品生产为贵族阶层所控制[5]:295-296、293。玉质礼器并非一般社会成员所能拥有,其中的精品只能属于政治、军事、宗教首领或最高层贵族[2]:134。根据对玉器的分析,酋长权力已形成。开始超越个人饰件的范畴,成为宗教与世俗权力象征。主要为男性拥有,男性地位居女性之上,而璜则是女性象征[5]:295-296,反映领导权掌握在父系手中[1]:155。真假玉的使用也可能反映了等级。良渚酋邦中心的反山和瑶山大墓出土的玉器都是真玉,福泉山真玉居多而杂有假玉,荷叶地用玉基本上真假掺半[5]:296。玉器制作繁复困难,从玉料的开采、解玉、设计、琢玉造型与饰纹,涉及一系列高难度工艺,特别是那极为繁缛的兽面纹,有的在一毫米的间隔中需通过三道阴线,这种玉器绝非出自家庭副业,必定由脱离农业劳动生产的专职,甚至是世袭的工匠来生产。必需在强权控制和组织下才能进行[2]:133-134

良渚墓葬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区分,社会已有分层的结构,由包括葬制在内的社会制度加以确立和维护[2]:139。墓葬安置不再是家族墓葬,并非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而是根据等级地位划分不同区域分别埋葬。贵族成员的墓葬,大多位于土墎祭坛上,贵族和平民陪葬品也有不同[5]:295。反山、瑶山的墓主是上层贵族,海宁县荷叶地发现的16座墓葬则属次一等的贵族,其陪葬的玉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较反山、瑶山的逊色。平民的墓群则散见于聚落周围,找不到墓圹[2]:139。良渚文化发现的武器非常少,随葬的玉和石钺使用痕迹不明显,应只是象征权力的器物,而非实际使用的武器。墓葬中也没有战争暴力死亡的迹象。但由于当时的武器可能因是木制而没有考古发现,难以断定良渚文化是比较和平的社会[5]:296

经济编辑

良渚文化因社会复杂化,加强发展稻作农业,稻米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粮食来源。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支柱[9]:128、131,发展集约式稻作农业[1]:150。在良渚早期,稻米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们更善于选种、驯化和栽培稻米[9]:129。农具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有石、耘田器、石[5]:294,石镰是切割稻谷根部的工具[1]:150。新农具包括三角形石和破土器,犁耕代替了耕,增加了耕作效率[3]:330,并能耕耘大面积的土地[9]:129。考古发现一种名为“千篰”的工具,用来往水田放水和泥,平整田泥。当时应有田埂包围的灌溉水田[1]:150-151,排手、散水、护墙及堤岸,是为了开垦沼泽,驯化为稻田[3]:332。良渚文化亦出现家等家畜[1]:150

宗教编辑

 
良渚玉琮上的人面兽面纹

良渚文化属神权体制,宗教色彩极浓[5]:568。聚落中心都营建有规格不等的土墎。大部分土墎都兼具祭祀殡葬功能,如莫角山规格最高的宗教祭坛、反山和瑶山两座殡葬祭坛[5]:295。莫角山遗址土台间发现一处大型版筑建筑物基坛,可能用于祭祀、聚会或立誓团结。社会群体的团结,通过祭祀活动而实现,形成宗教祭祀国家的雏形[1]:155、159象征宗教权力的合法性,本身有精粗大小之别,其代表的权力也有等差[3]:333林巳奈夫指出,琮上兽面代表日神或火神,周围刻有幻日图像(幻日指出现在太阳外侧的小光点发出的光芒而形成的晕)。崇拜日神,是因为在稻作地区,稻米的成长和丰收离不开太阳的光和热。兽面头上戴着羽冠,羽冠代表鸟的翅膀[4]:59,也象征太阳光线。玉琮孔中插入代表阳光的羽毛或茅草后,具有神的威力,琮孔是神灵降临停留的地方,用来祭祀日神或火神[4]:63-64,并用火祭祀天神,福泉山遗址的祭坛长有数米,上面有火烧的痕迹[4]:99李学勤则认为兽面是 [8]:63-64

文字编辑

 
良渚遗址出土带有刻画符号的陶罐

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或原始文字,刻在玉器和陶器上的符文,图形几近规范化,必定有其确定含意[2]:137-138李学勤曾释出“鸟”、“炅”、“封”、“燕”、“山”等14字,有些符号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是相似的,可能和后来商周的文字有渊源关系[8]:104-105、109。许倬云则认为良渚文化有近于文字的图象符号,也许是族徽而不是文字。其中有刻在陶罐上的符号,连串排列,可能有约定俗成的意思[3]:321-322。刘莉亦认为,陶器上的符号可能用于交流,可当作原始文字,但不能视作文字系统[10]:252

种族编辑

2007年上海复旦大学的DNA研究发现许多单倍群O1,显示良渚文化可能由南岛民族傣族的祖先建立,少量的单倍群O3d则可能和苗族瑶族畲族有关。[11]复旦大学敎授李辉认为,良渚文化结束,分化出侗傣语系壮侗语族,包括壮族侗族、傣族、老挝人泰国人[12]

地位编辑

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玉器和高规格墓葬,被视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摇篮,东方文明之光与五千年中华文化第一证[5]:290。良渚玉器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具有政治、宗教、礼制等方面的意义,标示文明时代已经到来[2]:134林巳奈夫认为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交流密切,犹如兄弟,两者所用图案一脉相承[4]:66。良渚玉器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饕餮纹有很多共同特点,李学勤认为虽不是直接承袭,却有密切的联系,以山东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为中介[8]:93、95林巳奈夫认为殷周时代的饕餮纹源自良渚文化的兽面纹,矗立在头上的长毛束,乱蓬蓬的头发,头上的介字形,兔唇,都由良渚文化流传至商代[4]:53、90。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与典型的龙山文化丁公陶文性质相近,在文字形成史上,大致与大汶口文化刻文处于同等位置[2]:137-138。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3]

消失编辑

良渚文化大约在距今4千年时消失,之后的马桥文化无论是是农业经济、玉器、聚落形态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有显著的倒退[5]:294。学者提出多种理论解释良渚文化的消亡,有洪水说、农业恶化说、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有关良渚文化的去向,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说认为在本地发展为马桥文化,一说认为良渚文化已消亡,主体向外迁移[5]:564、562

第一种观点指出马桥文化的生产工具,仍有良渚文化常见的石和有段石,其陶器也和良渚黑陶有相似之处[5]:562。根据DNA遗传学研究结果,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遗传结构有明显的继承性和一致性,表明当地只有政治结构的解体,而不是民族的消亡,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差异,可以理解为文化性质的突变。由于以肩头弄为代表的文化涌入,形成一种全新文化融合和取代了良渚文化[5]:569、563。良渚文化投入过多劳力于浩大工程,建筑宫殿、陵墓和祭祀中心,社会上层领导功能消失[3]:334。良渚社会等级分化十分明显,人造土墎和精美玉器都消耗大量劳力,再加上新石器时代尚无商业,亦难以与其他地区交流,资源来源十分有限,祭祀活动太多更是耗尽了资源,统治阶层好大喜功,上下不能相契,无法维持统治阶层的神圣地位和权力基础,社会体系因而瓦解[5]:567、569。人们可能回复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各自为政和自给自足,由于自然资源比较充足,毋须努力农耕,马桥先民返回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酋邦社会解体,消失,社会结构退回到等级关系比较简单的状态[5]:569、296许倬云认为,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产生。如果良渚文化晚期,自然环境良好,生活不难,不需依仗大地区的协调合作而与水争地,原有组织不再有存在意义[3]:333、336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桥文化跟良渚文化差异太大,几乎没有玉器,却有小件铜器,而良渚文化是没有铜器的。良渚文化的石器磨得十分精细光洁,而马桥文化的石器却十分粗糙,两者的陶器形制也完全不同,两种文化的差异远远超出同一文化序列的范围,因此马桥文化不是承袭良渚文化[5]:563-564。不少学者认为,由于环太湖地区地势低洼,而且良渚文化地层上有一层淤泥,反映良渚文化晚期气候突变,当地降水增多,水患严重,许多聚落被淹,良渚先民大规模迁徙,导致良渚文化消失[5]:564。有学者认为,约在4200年前,他们一支南下粤北,融入了石峡文化,主体则渡江北上,融入华夏文化。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农业恶化,约4000年前,良渚文化因海侵和水灾[5]:565,许多聚落和农田因水淹而放弃,稻田变成湖泊,农业经济大受打击,良渚复杂的社会文明解体。洪水带来饥荒和瘟疫,导致良渚文化突然衰落[5]:566。不过水患是江南水乡的常态,当地人不会一筹莫展,洪水说难以成立[3]:328。也有学者指出,良渚文化中期以后,天气变得温凉干燥,不利稻作生产,导致失收和虫害,无法维持贵族阶层的奢华消费,社会因而崩溃[5]:568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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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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