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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

中國特色佛教

汉传佛教，指以汉字记载经典或汉字文化圈的佛教，与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形成世界上现存的三大佛教体系[1]。汉传佛教主要流传于中国大陆、台湾、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

颜色注解：
红：藏传佛教出现前的北传佛教（即后世的汉传佛教）传播路线图
蓝：南传佛教传播路线图

印度的上座佛教与大乘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再经由中国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形成以汉译经典为本的汉传佛教。汉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流，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自唐密在汉地消亡后，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不同。

从印度三期佛教（初期部派佛教为主；次期大乘佛教为主；末期密乘佛教为主）来看汉传佛教，就明白汉传佛教不同于锡兰（又传入缅、泰）、不同于西藏（又传入蒙、满），有著时代的关系。汉传佛教的最初传入，早在汉明帝以前，就有弘化的事迹可考。汉明帝在孝明帝永平三年（西元六十年），夜梦金人（《后汉书·西域传》），然后派人去西边国家求取佛法，汉明帝派出的使者在大月氏国遇到了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就将佛像经卷用白马驮至洛阳，并且设置了相应国家管理机构“寺“。汉明帝特地把两位高僧安置在他当年做太子时读书的地方，也就称为“白马寺”，以纪念“白马驮经”之功。迦叶摩腾、竺法兰便在白马寺中将一些佛经翻译成汉文，现存最早的《四十二章经》就是其一。两位高僧的舍利和墓现还存在河南洛阳”白马寺“。

汉桓帝时代（公元147-167年，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为早期把佛教传入中国做出重大贡献。此时，印度正是大乘佛教、部派佛教并行，大乘为主的时期。所以中国没有锡兰那样，有过专弘部派佛教时期，而造成部派佛教深固的根柢。中国是一开始，便是大乘为主、部派为从的局面。虽也偶有偏宗部派的，如僧伽提婆（四世纪末）；虽大量译传《阿含经》、广律、阿毘昙论，而大乘始终为汉传佛教的重心。汉传佛教主要为印度的中期佛教，从支娄迦谶的传译，经竺法护（三世纪后半）而到鸠摩罗什的（公元401年）来华，都著重于大乘经论的传弘。所传译的大乘经，可说都是龙树《大智度论》所引用过的性空大乘经；论典还只是龙树及弟子提婆的作品。略后，中国所译传的，有一显著的不同。如昙无谶的《大般涅槃》、《大云经》；佛陀跋陀罗的《如来藏经》；求那跋陀罗的《楞伽经》、《深密经》、《胜鬘经》、《大法鼓经》等经；菩提流支（等的《楞伽经》、《十地经论》；真谛的《摄大乘论释》等；波罗颇迦罗的《大乘庄严经论》；玄奘（公元650年前后）的大量论典，这都重在龙树所不曾引用过的如来藏大乘经，与无著、世亲系的唯识论。这一先性空经论而后如来藏经论的次序，印度与中国完全一致。[2]佛教的传入中国，是大乘佛教、部派佛教同时的，所以传统的部派佛教，在中国没有能造成坚强的传统。加上部派佛教与中国民情，也许不太适合，所以大乘一直在有利的情势下发展。[3]

汉传佛教是对佛教传入汉地后经本土化过程，演变成对教义、经典及仪轨的不同解释定义而形成的主要几个宗派，普遍说法共有十宗。汉传佛教发展到隋唐时期，佛教已进入鼎盛时期，主要宗派也于此时形成，并得以发展壮大。十宗中包括了两个部派佛教宗派，分别为俱舍宗、成实宗；八个大乘佛教宗派，分别为天台宗、三论宗（法性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贤首宗）、密宗。此外还有毗昙宗、地论宗、摄论宗、涅槃宗等。中国大乘，旧传八宗，其中禅、净、密、律，重于持行；以义学见长者，唯三论、唯识、天台、贤首——四宗。然宏传论义者，有地论师与摄论师，蔚为大流。[4]

汉传佛教承认五方佛与十方佛，如口称南无阿弥陀佛，不过亦可见巴利语三藏中《小部》中的《佛譬喻》（《譬喻》的一分），说到了十方佛的来集。[5]大乘佛法特别强调素食，不杀害众生，如当来下生的弥勒佛，初发心就不食众生肉，特以慈心（所以姓弥勒，弥勒就是慈）来表彰他的特德。[6]至于护法神信仰，最远可能源自佛在世时有护法神——金刚力士，在南传佛教中本是夜叉而已。在大乘佛教中，就尊称为菩萨权化。入世利生，充满了本生谈中的菩萨精神。但同时，天的倾向发达起来，天神的地位也显著起来。所以，这是佛教的人间化，印度大乘佛教的隆盛，也影响了后来发展的倾向。[7]

词语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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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佛教”指“佛的教导”，与“儒教”、“道教”的称呼相似，合称三教。然而三者又有差异：“儒”是指一群人，“道”是指概念，而“佛”是“觉悟者”的意思 （是由“人” 和“弗”组成，含有“无我”之人)。也有人说佛是古音类似bud（梵文Buddha的第一音节），谬误也。佛字是从“弗”而发声。[8]

太虚法师1932年将世界上现存的佛教划分成为三大系统，其中第二系统是以中国为中心，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1980年代初，日本学者中村元等打破学术界“汉传佛教等于中国佛教”的传统概念，之后学者提出“汉语系佛教”、“汉地佛教”、“汉族佛教”、“汉字文化圈佛教”等相关概念。“汉传佛教”的特色，是经典以汉字书写。[9]西方学者也称为“东亚佛教”或“东方佛教”（Eastern Buddhism）[10][11]。以地理位置划分的佛教派别最初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两支。由古印度向南方传播到斯里兰卡、东南亚以及中国云南等地以上座佛教为主的流传，被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多为巴利语所写。现在流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地。北传佛教主要由北方经丝绸之路向中亚、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等地区传播，其经典多为梵文、各种中亚文字和中文。自藏传佛教出现后，南传、北传佛教两支的划分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划分法。按教理大致划分，南传佛教即是上座佛教，而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尽管汉传佛教也包含了上座佛教的宗派。

佛教传入现代中国疆域经由两条路径，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汉地中原，尔后传入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处，称北传佛教[12]；另一支为南传佛教，由东南亚传至中国云南一带，为少数民族所信仰。

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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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四十二章经

秦朝、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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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白马寺和四十二章经
 
白马寺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缺乏直接记载，因此只能根据文献推测。[13]《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有“禁不得祠”的说法，“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14]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佛教在秦代已经传入中国，因为此处“不得”就是Buddha的音译。[15][16]但此说提出之后，即遭到铃木券太郎等的驳斥，认为其断句有误，应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17][18]

 
东汉四川青铜摇钱树上有西王母与坐佛。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根据《魏略·西戎传》、《魏书·释老志》等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19][20]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明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即今日的白马寺)，翻译《四十二章经》。[21]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为第一部汉译佛经。汉明帝梦见金人的说法来自西元三世纪中叶的《四十二章经序》，亨利·马伯乐认为这些记载纯属捏造，汤用彤则认为可能有部分属实。[22]东汉建和元年（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汉朝传教译经[23]；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汉朝传教译经；这些译经活动为汉传佛教奠定最初基础[24]。

从出土的文物来说，重庆市丰都县9号墓出土的摇钱树主干上有坐佛，底座上刻有“延光四年(西元125年)五月十日作”铭文，是中国最早的铜佛。[25][26][27]西元二世纪后期四川省麻浩崖墓墓室上方健驮逻风格的佛像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28][29]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无量寿经

汉末与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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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无量寿经

到汉和帝时，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的流行，佛教滋长的土壤形成[30]:112。但东汉末年以前，佛教并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汉桓帝仍将佛与黄老并祀[30]:122。实际上很多时候，佛教和黄老被混为一谈[30]:170。桓灵以前，仅有口授的《浮屠经》和翻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流行于世[30]:143。桓灵时，一些印度和西域的僧人来到中国，以洛阳为中心开始活动，翻译了许多佛教典籍[30]:143。

三国时期，曹操和曹丕都对儒家以外的“淫祀”严厉打击。到嘉平年间，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佛教才有所发展[30]:161。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31]，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32]孙吴地区，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33][34]。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35][36]。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但已佚失[37]。

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38]。他写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经》[39]。

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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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潭柘寺

西晋年间，官方与民间的佛教信仰，逐渐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40]。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41][42]。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细字经”和“供养经”等[43]。洛阳大市寺中，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其中部分经文依然保存[44]。北京门头沟区的潭柘寺始建于西晋年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北京）”的美称[45]。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晋元帝、晋明帝以宾友礼敬沙门，晋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46]；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47]。建康佛教，盛极一时。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48]。

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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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不同的发展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提倡佛教，以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均盛[49]，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50]。南方为东晋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表人物则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51][52]。

 
北魏公元443年的弥勒菩萨像，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鸠摩罗什

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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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鸠摩罗什、莫高窟、云岗石窟和三武灭佛

北朝佛教起于西域僧侣佛图澄在后赵的弘传[53]。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在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屯军，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佛图澄通过大将军郭黑略，和他相见，用道术感化，阻止其残杀，从此中州（今河南地区）人民逐渐奉佛。后石虎即位，迁都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磁县），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54]。和佛图澄同时在后赵的，还有敦煌人单道开，襄阳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桥等。

继后赵之后，北地佛教最盛的区域是前秦。前秦苻坚笃好佛教，道安得到推崇[55]。道安原在邺师事佛图澄，后受请到武邑开讲，为避兵乱，他和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到襄阳讲《放光般若经》。太元四年（379年），苻丕攻下襄阳，就送道安和习凿齿往关中[56]。

佛教在后秦尤盛。后秦统治者姚兴，笃好佛教，又因得鸠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57]。弘始三年（401年），姚兴出兵凉州，鸠摩罗什入长安西明阁和逍遥园从事翻译。其时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当姚秦佛教鼎盛时，长安僧尼数以万计，非常杂滥。弘始七年（405年），姚兴以罗什的弟子僧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令管理僧尼的事务[58][59]。

期间，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鸠摩罗什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论经》、《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60][61]。

当时北方凿窟造像之风兴起，后秦沙门乐僔于建元二年（366年），在敦煌东南鸣沙山麓，开凿石窟，镌造佛像，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62]。但后期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进行大规模的灭佛活动，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63][64]。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断酒肉文

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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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佛教艺术、慧远和庐山

南北朝时期，南朝佛教以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为中心[65]。其他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为东晋首都，佛教非常隆盛。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

南梁梁武帝萧衍提倡尊儒崇佛，并曾多次舍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还俗，大赦天下，改元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66][67]，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68]，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69][70]；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71][72] 。在梁武帝发表《断酒肉文》前汉传佛教“律中无有断肉法”[73]，梁武帝提倡佛教僧侣都应是菩萨，都应该遵守《大般涅槃经》[74]不吃肉[75]，梁武帝发表《断酒肉文》后汉传佛教僧团开始遵守梵网经菩萨戒不吃肉[76]。

该时期佛教文学，经过历代译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77]。佛教也渐次渗入一般文学的领域，以佛典的理趣、风格、词句及故实入诗文的渐多，诗有罗什的《赠沙门法和》和《赠慧远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释迦文佛像赞》等，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等；文有僧肇的《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等论，僧睿所作诸经论序，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沙门袒服》[78]。

南朝期间，佛教艺术开始兴盛。佛像塑造极盛，著名作品有道安在襄阳檀溪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竺道邻在山阴昌原寺铸造的无量寿像，竺道壹在山阴嘉祥寺铸造的金牒千像，支慧护在吴郡绍灵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特别是处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颙在山阴灵宝寺制作的弥陀及夹侍二菩萨木像、在招隐寺制作的五夹纻像和在瓦官寺制作的夹纻行像等。这时并有从外国输入的造像，如苻坚致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国金箔倚像[80]。画像方面，顾恺之和吴曹不兴、晋卫协并称中国最初的三大佛画家。顾恺之作品造诣极深，相传有《净名居士图》、《八国分舍利图》、《康僧会像》等。关于他在瓦官寺作维摩壁画，据说“画讫，光彩耀目数日”[81][82][83]。此外，晋明帝、戴逵也善画佛像[84]，瓦官寺大殿外即有戴作的文殊壁画[85]。此外，综合建筑、雕塑、绘画的石窟艺术也发轫于此时期。佛教音乐和文学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并弘传帛尸梨蜜多罗所授的高声梵呗，帛法桥作三契经，支昙籥裁制新声，造六言梵呗，梵响清美[86]。

 
唐朝制释迦牟尼坐像

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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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隋国公杨坚于581年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在位期间，大兴佛教，并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87]，使佛教再度兴盛于世，也使社会得到安定。文帝在治国上，采用并容儒教、佛教、道教相辅治国的政策，调和三教的关系。

炀帝杨广在位时，朝廷对佛教也是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炀帝本人也是佛教菩萨戒弟子[88]。其在位时，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修治和铸刻佛像很多，同时，也对佛教严加控制，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在扬州，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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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于隋唐之际，高僧辈出。佛法经过六百年之弘扬，由印度西域高僧之传授，各种佛经之翻译，高僧大德之注疏论著，三藏十二部的基本内容已经完备，人们依据修学之环境亦完全成熟。两汉南北朝时期，或因经典理解不深，或不圆融，各地僧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到了隋唐时代，因理解渐精，融会贯通，各领一门，或禅或净或律，演为宗派，竞相开发。[89]。

唐朝虽以道教为国教，但佛教亦受到推崇，先后有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和唐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90]。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

初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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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玄奘、唯识宗、神秀、龙门石窟和华严宗

唐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位大德以统摄僧尼[91]。唐太宗在清除南方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少林寺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92]。他还在玄奘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93][94]。武则天更是崇信佛法，她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95]。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96]；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97]，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98]。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六祖坛经

盛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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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天台宗、禅宗、惠能、净土宗、华严宗、法相宗和密宗

盛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汉传佛教宗派的建立[99]。重要的有智𫖮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的北宗和南宗，在中唐惠能一脉独霸之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派[100]；贤首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101][102]。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盛唐中国的影响，不久即传播海外。

唐玄宗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予灌顶，因之密宗兴盛一时。唐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唐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唐宪宗时，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103]。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刚经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书籍，现藏于大英图书馆[104]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中唐晚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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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会昌毁佛、金刚经和乐山大佛

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退[105]、道教盛行[106]的原因，唐朝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唐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107]。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108]。

至晚唐之后，十大宗派名存实亡，三论宗、唯识宗、成实宗、俱舍宗、密宗等各宗都被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所融摄[109][110][111][112][113][114]。例如《大悲》、《尊胜》、《准提》、《秽迹》等的唐密密法为大众知悉，详细仪轨在等出家众中隐密传承下来[113][114]。

唐朝宗派之中，禅宗发展最盛。禅宗，自六祖惠能大师以降，晚唐至北宋初之间，先分出五大支派，盛极一时，后只剩临济及曹洞二派。大慧宗杲禅师的看话禅与宏智正觉禅师的默照禅是南宋时最主要的两个流派，其中又以看话禅的影响最大[115]。

公元868年制、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出土的《金刚经》，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凝重，墨色匀称，文字清晰，雕刻技术已达到了高度熟练的程度，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书籍之一。后由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从王圆箓处购得，上面标明“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116]。此外，位于今中国四川省乐山市的乐山大佛，高71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现成为一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工程浩大，耗时九十年完成[117]。

五代十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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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三武一宗、雷峰塔和钱弘俶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时局分裂及战乱纠纷。南方地区相对稳定，区域佛教文化兴盛；北方则战乱频繁，佛教遭到严重限制和破坏。周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废佛，废天下佛寺，融毁天下佛像，铸行铜钱“周元通宝”，钱质与铸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毁佛行为，史称“三武一宗”[118][119]。

南方吴越国佛教发展兴盛，统治者钱镠、钱弘俶十分崇尚佛教[120]，大建寺院刻印佛经，阿育王寺，湖州天宁寺所藏《宝箧印经》、杭州雷峰塔的金铜十六罗汉像即是该时期作品[121]。后晋时任瓜州节度使的曹元忠崇尚佛教，他于开运四年（947年）组织刻印了一批佛像，大量散发[122][123]。

宋、辽、西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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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木雕彩绘水月观音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北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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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鸿胪寺、十牛图和度牒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太祖建国后，马上废止后周世宗毁佛诏令，让佛教复兴[124]，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随著僧侣人数众多，又修订了出家的考试制度。开宝四年，下诏张从信等人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经全藏，后世称为《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以后官方私人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版本。后来，更雕造了《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的刻版。太宗时，兴建太平兴国寺，设立译经院，复兴了官刻译经活动。宋代理学非常盛行，虽然理学受到禅宗影响，但也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时有排佛论调，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天台宗得到高丽传回佛教典籍而弘扬一时，虽然教义博洽深玄，但以律行、礼忏、念佛等方法辅助，所以能够在各地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的宗派，所以能够借助禅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的风气。当中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最有影响力，后者被称为“贤首中兴”[125]。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致力于律学著作，得到大部分天台宗师兼讲授戒法，促使律学中兴[126][127]。禅宗则继续发扬。诸派宗师多推行教学，让佛学普及于民间[128]。

宋朝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129]。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务。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130]。度牒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但是自神宗朝起，为解决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将度牒货币化，度牒沦为国家的敛财手段[131][132]。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与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和绍兴年间尤为严重[133][130]。宋徽宗时期，因为他笃信道教，佛教遭到破坏，烧经毁像，并将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外，其馀则多被湮灭。[134]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儒家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而实际欧阳修的《蝶恋花》中有名句：“帘外无风，花影频移动。”被金圣叹评曰深于佛事。[135]），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136]。

 
开封佑国寺的铁塔
 
六和塔，位于杭州，高60米，于公元1156年重建，于1165年完工
 
辟支塔，位于山东济南市长清县泰山西北麓的灵岩寺内，高54米，建于公元1063年

南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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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塔、宋朝建筑、大藏经和西夏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137]。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138]。

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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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位于山西应县，建于1056年
参见：应县木塔、天宁寺、上华严寺和云居寺

佛教在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发展强盛。辽太祖有意吸收中原文化，曾建天雄寺宣传佛教[139][140]；辽太宗取得了燕云十六州后，对佛教特加保护。山西大同的上华严寺为现今保存最大最完善的辽代寺庙[141]；北京房山云居寺也是辽代修建[142]。辽代最受推崇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宗，再次为净土宗以及律宗、唯识宗、俱舍宗等，而民间则流行信仰祈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143]。

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在佛塔和佛寺上体现出来，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144]。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145]。

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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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西夏文和莫高窟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君王大多崇信佛教，除自宋朝请经及翻译、雕印佛经之外，并致力于寺塔的建设，故境内寺院林立。如李元昊曾于兴庆建高台寺，造高数十丈的佛塔；没藏氏（李谅祚母后）建承天寺。此二寺均以安置汉文佛经为主。其余各寺亦或为翻译西夏文经（高台寺），或刻印汉文佛经（贺兰山佛祖院、温家寺印经院），或刻印西夏文佛经（黑水城佛寺）[146][147]。此外，该朝代佛教艺术、雕刻等亦极为发达，现存莫高窟有塑像与壁画的洞窟中，西夏所开者有三窟[148]。

金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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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时期跋陀罗尊者三彩像
 
赵城金藏的卷首插图
参见：赵城金藏

女真族在建立金朝之前以前已有佛教信仰，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其所受佛教影响亦深，禅宗盛行，净土宗与华严宗也比较流行[149]。金朝建立后，帝室崇拜和支持佛教，金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150]，每年设会、饭僧，后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金代帝王对佛教都采取了有节制的扶持政策，使金代佛教保持兴盛。

金朝在经书刊刻上有举世闻名的《赵城金藏》[151]，于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其余三者为《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152]。《金藏》是收录了唐朝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的稀世孤本，为无价之宝[153]。

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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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藏传佛教

蒙元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传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154][155][156][157]。佛教中的禅宗、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158]。

 
慈寿寺塔，建于明万历四年，即1576年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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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三教合一

至明代，禅净双修、三教合一的潮流下，著名的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蕅益智旭）[159]，虽然将禅宗的修行方法引入净土宗，以禅宗的心态修行净土，但是仍然是以净土为依归，与禅宗特重智慧开悟的风格已截然不同。净土宗在佛门及民间成为信仰主流。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令慧昙（1304 —1371）主持管理全国佛教[160]。在他的职位之下又设置了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宗教职位，以实施对佛教教团的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把全国寺院分为“禅”、“讲”、“教”三大类，要求寺院僧众专注于其专业，并且设定各类僧侣的服色，限制寺田的买卖。当中“禅”是指禅宗。“讲”指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等等；教则是指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

道衍（1335—1418）曾协助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明成祖即位后，奖赏道衍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此后，成祖开始偏袒佛教，并且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自编写《神僧传》。他对藏传佛教非常重视。1403年，邀请哈立麻到京师，颁发“大宝法王”称号，又给西藏宗喀巴之弟子释迦也失“大慈法王”称号，并且担任国师。永乐年间，受封的藏族喇嘛共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

朱元璋与朱棣奠定了明朝的佛教政策，但基于政治经济的考虑而往往摇摆不定。明初叶，曾废除僧侣免丁钱，度牒免费发给[161]；但严加管制剃度方面，规定了发牒的数量与时间，出家的年龄和考试的准则。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为了筹募经费而开始贩卖度牒，直到明末，导致僧尼剧增，寺院林立。根据《大明会典》的统计，成化十二年度僧人数达到10万，二十二年则已经倍增。从总体上来看，虽然明代佛教以仍然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可是佛教思想上的发展则甚少[162]。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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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藏传佛教和藏文大藏经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满清对于佛教的政策基本上是继承明代的僧官制度，在北京设立了僧录司，所有宗教官员都经礼部考试轮选，最后由吏部委任。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和明代无异。[163]清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禁止京城内外私下建造或拆毁寺庙与佛像，禁止私度僧尼，只容许官员发出度牒。后来更针对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指定律法。乾隆19年（公元1754年）因为私度僧尼人数太多，累计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多达34万馀张，而无法管理，所以取消官给度牒制度，直到清末。清末时，全国僧尼大约高达80万人。[164]

清朝官方最初接触到的是藏传佛教，并且受到清太祖的礼遇[165]。当时西藏的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已和清太宗建立了关系，并受册封[166]。清朝非常重视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为此设立驻藏大臣，并且制定了《钦定章程》共二十九条，让所有西藏寺庙和喇嘛都受理蕃院所管理[167]。

汉传佛教方面，清世祖爱好参禅，曾召海会寺憨璞性聪、浙江玉林通琇、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等入宫内说法[168]。清世宗曾自号“圆明居士”[169][170]，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171]。从整体来说，清代的佛教宗派，都是继承着明朝，当中以禅宗为最流行。[172]

翻译佛经方面，侧重于国内各族文字的互译[173]。譬如北京黄寺一世土观受诏把藏文藏经《甘珠尔》部分译为蒙文，把藏文大藏翻译为满文。工布查布等人则根据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极乐愿文》、《释迦佛赞》等等。除了翻译佛经外，刻经事业也很蓬勃，各地所刻的僧传、语录等都集中于嘉兴楞严寺，譬如《续藏经》、《又续藏经》。根据《福州鼓山庋藏经目录》，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雍正11年（1733年），于北京贤良寺特设藏经馆作校阅编稿。四年后编辑成《龙藏》，内容包括了明刻《北藏》本、相关的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等七千馀卷[174]。乾隆年间刻刊了《蒙文大藏经》、《满文藏经》共二千四百六十六卷。道光以后，佛教衰落，但佛教徒仍致力于经典的校刻与流通。例如，自同治五年（1866年），郑学川曾先后在扬州、苏州、常熟、杭州等地设立刻经处，发刊的佛经接近三千卷。民间则更为流传，在许多民间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

 
北京广化寺佛教盛会

1911年以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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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仁山、李叔同、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台湾佛教和世界佛教论坛

晚清至民国肇建之际，鉴于佛教之衰微，先有杨仁山居士创建金陵刻经处，精印佛典，大量流通[175]。许多在中国失传的佛教典籍，又陆续由日韩传回中国，原先失传的许多宗派，开始又复活了起来。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有教育的功能，近代中国的两大教育重镇——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与太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都是起源于金陵印经处[176]。

民国初年，佛教大德如太虚大师、欧阳竟无等继续大力倡导与推动[177]。欧阳竟无等自日本请回大量唐代的法相宗文献，而复兴与发扬了法相宗。太虚大师力倡佛教的现代化运动，有改革佛教的思想与举措。对内整合佛教的现代思维：主八宗并弘外，将汉传佛教分为法相唯识、法性空慧、法界圆觉三大系。对外则有现代的取经运动：派遣学僧分赴锡兰、印度、西藏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178]。虚云法师、印光法师、弘一法师、赵朴初等佛教大德相继涌现，促成汉传佛教复兴[179]。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国共内战开始，因为战争及中共不允许宣扬佛教等因素，许多中国大陆僧人陆续前往台湾定居。此时，汉传大乘佛教在台湾以不同于往日漳泉式观音神化的形象，正式积极耕耘。经几十年的宣教，汉传佛教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于台湾流行[180]。加上经济发达、政治松绑等因素，台湾原本释道混一的民间信仰，逐渐被汉传佛教取代。不但佛教信徒增多，以往从未出现的佛经谒语也大量出现于各种场合。太虚法师、印顺导师、证严法师、圣严法师等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使佛教更走入在家众，也更贴近人们的需求[181]。法鼓山推动的"心灵环保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与"人间净土"，更蔚为风气，将佛教核心思潮带到生活哲学之间。

文革时期，受破四旧影响，汉传佛教寺庙及僧侣管理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中国国务院组织进行修复和保护工作，设立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佛教寺庙与建筑。同时，1983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绝大多数为中国大陆境内汉传佛教重要佛教寺庙，共142座，以进行保护管理工作[182]。

21世纪，汉传佛教的发展得到进一步提高。2003年，台湾佛教的信徒约有548.6万人，占全台湾2300万人口的23.9%[183]，其中以净土宗、禅宗及无所属的宗派居多。如就佛教团体来看，则以法鼓山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台山、佛光山、灵鹫山无生道场以及慈济基金会等五团体的影响力最大，也被人视作台湾佛教五座山[184]。2006年，慈济基金会创办人释证严宣布“慈济宗”立宗，以“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 ”为宗旨。法鼓山圣严法师，则于同一时期，推动“汉传禅佛教－中华禅法鼓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海峡两岸组织大型佛教论坛，世界佛教论坛是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定期举办的世界性的佛教对话交流论坛，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于2006年4月13日至16日在中国杭州市和舟山市举行。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于2009年在无锡灵山和台北举行[185]。2009年5月，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陕西法门寺举行[186]，这是自唐朝后中国最大规模的佛祖舍利安奉大典[187]。

中国以外的汉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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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寺内建于609年的释迦牟尼佛像
 
飞鸟时代7世纪的宝冠半跏思惟弥勒菩萨像，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飞鸟时代的奈良法隆寺的五重塔，高32.45米
 
高德院内建于公元1252年的阿弥陀佛青铜像

华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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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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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佛教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满者伯夷统治马来半岛与婆罗洲部分地区（今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至美里与汶莱达鲁萨兰国）时期，而早年佛教传入马来西亚时主要是以上座部佛教为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随著清末民初的战乱因此也导致了闽粤琼三省的中国人陆陆续续下南洋谋生。而在华人下南洋后为了延续其宗教信仰，因此亦在当地建立起寺院。而其中也将汉传佛教延续至当地至今，因此在马来西亚也可见到汉传佛教的寺院。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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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本佛教、真言宗、神社和大正藏

《日本书纪》记载佛教传至日本始于西元538年（或说552年）飞鸟时代钦明天皇，有百济圣明王始赠予释迦佛的金铜像与経论。[188]

唐朝时期，日本高僧空海赴长安学习佛法，曾寄居大相国寺。回日后，他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创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道昭、智达、智通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从智周受学，归日本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中国又先有道璇赴日讲《华严》等经，继而新罗审详从贤首学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华严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律宗。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时代，连同先前传入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又附唯识学传入的俱舍宗，并称为奈良六宗。其后日都由奈良迁去平安，而入平安时代，又有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受学，归国创天台宗，日莲宗为此宗分出。空海入唐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创真言宗。在唐朝以后，日本佛教颇具规模。

宋神宗时，日僧成寻曾率第子前来巡拜。日本佛教界出于对大相国寺的钦慕，在京都也设立了相国寺，并承汉传佛教之风，将禅寺中高等级者列为“五山十刹”[189]。

日本佛教自唐代传入，为纯正汉传佛教。日本佛教的宗派，除了日莲正宗和净土真宗之外，都溯源自汉传佛教。[190]此后日本佛教受欧美学术的影响，走入现代的佛学研究领域。直接透过巴利文、梵文、藏文等原典之研究风气来研究佛学，是以语言学、文献学等为主的研究。或以比较宗教学之立场重新评估佛教。[191]日本所编的《大正藏》是学术界引用汉传佛教文献的标准来源。[192]

现代日本的佛教，是现代学术化的佛教。日本每个国立大学里，几乎都设有印度哲学科和中国哲学科，以资佛学研究，同时在各宗派中，都设有佛教大学或佛教专科学校，作为佛学的研究机关。[193]

 
高丽时期的敬天寺十层石塔，高13米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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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朝鲜佛教和高丽大藏经

朝鲜半岛佛教是在公元4世纪从中国传入的。当时朝鲜半岛分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公元372年，中国姚秦苻坚派遣使节以及沙门顺道法师赠送佛像和佛经给高句丽；384年，印度沙门摩罗难陀自中国东晋赴百济传教；此后不久，新罗则从高句丽接受了佛教。

唐朝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时期，新罗法融法师带领弟子理应及纯英入华，在玄朗大师门下参学，从而与唐朝天台宗的中兴祖师荆溪湛然尊者为同门。以后他们三人回国弘扬了天台教观。唐代末年，由于“会昌法难”，天台宗的经典章疏大量毁失。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弘心仪佛教，在天台宗名僧义寂的建议下特派使者至朝鲜、日本访求已经散佚的天台教典。公元961年，高丽国王遣僧谛观入华，他将若干论疏和著述送至螺溪义寂尊者处，并留在义寂身边研习，后示寂于天台山，著有著名的《天台四教仪》传世。谛观的携天台教典入华，对于天台宗在宋代的复兴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随着天台教义在高丽的传播，至高丽的大觉国师义天时始创立天台宗。海东佛教包括天台宗在高丽王朝统治中达到鼎盛。而在李氏朝鲜的抑佛政策下，天台宗被并入禅宗。此后天台宗被泛佛教的浪潮吸收，仅在民间深层中绵延不绝。[194]

13世纪高丽王朝高宗时再次雕刻的《高丽大藏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在汉传佛教各版大藏经中以内容准确无误闻名，日本后来修订《大正藏》就以它作为底本。[195]

当今，韩国和中国的佛教交流十分频繁[196]。

 
位于越南芽庄市的大佛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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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越南佛教

越南地处中国南部，因为当地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也是北传佛教国家之一。从1世纪到9世纪，越南东京是属于中国领土（即东汉至西晋时期的交阯郡）。自从公元2世纪，儒学与大乘佛教开始传入，然后慢慢非常流行。[197][198]在李朝，朝廷把佛教定为国教，各代国王都推崇佛教，甚至出家为僧，导致大量僧人涌现，处处皆寺的局面。由于确立了僧团制度，在各地都有专门负责教门公事的机构。[198]

汉译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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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发源于印度，汉译经典既有梵文与西域诸文的原典, 亦有（南传佛教）巴利文原典。然而从研究佛教历史而言，汉译三藏有独特的价值。从经藏说，汉译阿含经中的《杂阿含经》与《中阿含经》，属于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经》属法藏部，《增一阿含经》属于大众部，与巴利文尼柯耶五部仅属分别说部一部不同。从律藏说，汉译的毗奈耶包括了大众部、分别说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赤铜鍱部）、说一切有部、犊子部的戒本，而南传与藏传戒本仅属一部。从论藏说，部派的论，汉译保存了说一切有部的《发智论》、六足论与《大毗婆沙论》，藏传只有六足论中的《施设足论》。此外《成实论》也是汉译独有。大乘的论中，中观派的《大智度论》与唯识派的《成唯识论》是汉译独有。[199][200]

汉译的种种异译，修藏经时保持它的不同面目，不像藏传的不断修正，使顺于后起的。所以研究汉译经典，可以明了经典随时代不断变化的过程。[199]汉译三藏中，《高丽大藏经》与《大正藏》已经完全数位化，以光碟普遍流通。[201]

由于印度的语言与文化与汉文化圈非常不同，佛经汉译非常有挑战性。汉译佛经的风格大致可以分成三种：[202]

  1. 初期的安世高、支娄迦谶几乎不懂汉文，由合作的汉人翻成汉文口语。
  2. 鸠摩罗什的翻译文白夹杂，易懂且有文采，此种风格广受欢迎。
  3. 玄奘法师是少数通晓梵文与文言的译经人才，学术界认为他的翻译精确而最忠于原文，但其多数译经，语法与风格更接近梵文而不像汉文，没有广为流传。

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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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佛教宗派

汉传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汉地，初期主要是引进并翻译佛经。随着佛教在汉地的不断传播和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诸多帝王大多崇信佛教，翻译了大量佛经，佛教徒和佛教学者的数量也空前增长；另一方面，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影响，做出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改变。因此汉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思想和理论，汉地佛教宗派形成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隋唐时期是汉传佛教的鼎盛时期，各大宗派都已成立，发展颇具规模。但是由于佛教发展过程中本身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以及三武一宗灭佛造成的四次法难，大量佛经典籍被毁，诸多宗派被严重削弱，无法重现昔日辉煌。但是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因为不立文字，学术性不强，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在法难之后更加繁荣，直到今天。其中禅宗是汉传佛教的特色，而净土则是汉传与藏传都有的大乘法门。[203]

中国佛教历史上可以细分为十三宗[204][205]，经过合并后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声闻宗派。十大宗派的说法，始于清末杨仁山居士整理日僧凝然《八宗纲要钞》，补入禅宗、净土二宗成为十宗。后又有人认为应有十一家。[206]其中大乘的八个宗派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中国佛教中的声闻宗派并非来自南传佛教，而是与大乘共同来自于西域。

汉传佛教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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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汉传佛教十宗
声闻
大乘

隋朝

  • 天台宗 - 最早一个完全由中国佛教论师所创立的本土性宗派。因智𫖮大师在天台山创立，故称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根本依据，又被称为法华宗。
  • 三论宗 - 大成于吉藏大师，奠基于南北朝僧肇、兴皇朗、僧朗、茅山明法师。因以《中论》、《十二门论》与《百论》为根本依据，故称三论宗。吉藏大师后，此派被天台宗、禅宗所融摄，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唐朝

十宗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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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清朝的《百丈清规证义记》以禅宗、律宗、忏摩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法性宗、密宗、翻译宗、净土宗为十宗，各宗祖师为：

 
韩国庆祝佛诞的活动

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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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盂兰盆会和佛诞

汉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

佛陀诞辰日（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教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汉传佛教的观音是特别照顾妇女的慈悲女神，与藏传佛教将统治者视为观音的化身不同。[207]

僧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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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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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出家

佛教徒为求解脱而出家修行。这种制度原非佛教所创始，古印度各个宗教的行者早有此风尚[208]。佛教徒出家，先要剃发，这是取得僧人资格的必要条件[209][210]。一般出家人不留胡须，但汉传佛教出家僧人剃后仍有复留者[211]。

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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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中，出家僧侣都姓“释”，这与其他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不同。佛教传入中原时，出家的僧侣仍有俗姓，或依其皈依师父姓。晋道安法师有鉴于此，乃以释为姓[212]，后人尊崇并成为定式。

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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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在家众、出家众、戒律、十戒、五戒和具足戒

佛教徒分为出家众与在家众。出家众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在家众包括优婆塞（男居士）与优婆夷（女居士）。

佛教徒出家，成为沙弥和沙弥尼，必须受持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以后受具足戒则成为比丘或比丘尼。比丘和比丘尼受持的戒称为具足戒。中国汉地依循《四分律》，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戒为348条[213]。中国古代在受具足戒时有在头顶上烧香疤的习惯[214][215]，现废除[216]。藏传佛教依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比丘戒为258条。东南亚盛传的南传佛教比丘戒为227条，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受持具足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在南传、汉传、藏传三大佛教传统中，只有汉传保存了比丘尼戒的传承，南传、藏传现在没有比丘尼的传承。[217][218]

汉传佛教在家众皈依要求受持五戒。出家众与在家众都可选择受持菩萨戒。

安居与羯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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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结夏安居

安居亦称布萨、夏安居、雨安居。古印度在雨季的三个月里，禁止僧尼外出，认为此时万物滋生，外出行走，易伤草木小虫，应定居于一处，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间称为安居期[219]。在中国，安居期为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称夏坐或坐夏。安居前一日称结夏，安居终了举行自恣羯磨，称解夏[220]。

羯磨，又称“作业”，意为“会议办事”[221]。僧团按戒律规定，处理僧团或僧侣个人事务时，必须由一定范围内的全体僧众集会决定。一般表决方式为口头问答，征求同意。同意的不说话，不同意的表示意见。大家不说话，羯磨戒师就说：“僧人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受戒羯磨、布萨羯磨、自恣羯磨以及临时商办某事而举行的羯磨等。

素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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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素食、五辛、受戒和佛教因果论

《四分律》[222]、《五分律》等声闻律典原仅禁酒、禁食蒜头，不禁食肉。断肉食是《梵网经·菩萨戒》才有的规定。在梁武帝发表《断酒肉文》前，汉传佛教“律中无有断肉法”[73]，梁武帝萧衍根据《大般涅槃经》、《楞伽经》等教义，从因果轮回的理论上阐明了食肉的过失，提倡所有僧人都应成为菩萨，因此梁武帝发表《断酒肉文》禁止僧人吃肉，之后汉传僧人开始遵守《梵网经菩萨戒》不吃肉[76]，从而在汉地“和尚不吃肉”这一印象得以固定下来[223]。中国藏传佛教僧侣没有严格禁止食肉，但大多数僧侣自发素食，除了条件不允许之外，亦不食肉[224]。[225]。中国傣族等上座部佛教僧侣一样，他们托钵乞食或受人供养，不能挑选任何食物，也不排除肉食。未受菩萨戒的汉传佛教居士可以选择是否遵守，一般只吃三净肉[226][227]。

丛林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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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原称“阿兰若”，意为森林、丛林[228]。印度原用以称僧众住处。佛教建立寺院后，泛指佛寺。清规即僧众日常应遵行的规定。在古印度，佛教原规定“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原也仿效“依律而住”，逐渐建立了僧人日常行持、说法、普请（劳动）等的规则[229]。中国最早是东晋道安立下的规范。唐代百丈禅师根据禅宗僧伽发展的需要，制定《百丈清规》，其中规定僧侣在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过农禅的生活。元朝颁行的《敕修百丈清规》，为时人德辉禅师参照唐宋诸家清规，依托百丈禅师之名修订的[230]。

寺院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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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佛教修行制度

古印度佛教僧团中，僧侣并无官职之制；印度僧团虽有上座（Sthavira）统领众僧，及负责敲鸣犍稚、监督进食等事之维那、护寺（Vihāra-pāla）等职，但教权自治，如僧尼触犯戒律，多由僧团自行裁决处分[231]。古代中国僧尼则多受政府控管，故有僧官之设[232]。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严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唐以前僧职有上座（全寺之长）[233]、寺主（Navakarmika，堂宇营造、掌管僧务）[234][235]、维那（Vihāra-pāla，掌管僧众杂事）[236][237]，称为“三纲”[238][239]。唐以后禅宗寺院职位繁多，主管一寺的称住持，亦称方丈、堂头和尚[240]。下设执事僧，一般有西序头首和东序知事[241]。西序有前堂首座[242]和后堂首座（统领全寺僧众）[243]、书记（执掌文书）、知藏（掌佛教经籍）、知客（负责接待外来宾客）、知浴（掌管浴室）、知殿（管佛殿、法堂的香灯）[244]等。东序有都监事（总管寺务）、维那（领众熏修，执掌僧众威仪进退纲纪）[245]、副寺（掌管财务、总务）、典座（管理饮食、住宿等）[246]、直岁（管理寺内劳务）[24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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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旨问法超等三律师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过莫若无言。弟子无言乃复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种相续与诸僧尼共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会于大众前。求律中意。闻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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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时，应观是食如子肉想。”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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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
  108. ^ 《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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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 净源存伯《释门正统》：“义天航海问道，申弟子礼。阅岁而归，一宗疏钞，时巳亡绝。义天持至，咨决所疑，逸而复行，师之力也。蒲左丞镇杭，叹其苦志，千学行解俱到，奏以慧因，易禅为教。义天还国，以金书华严三译本凡一百七十卷归师以祝圣寿。彼宗自圭峰来，未有若斯之盛，故称‘中兴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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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 《四分律》（卷五十二）：尔时世尊在祇桓园中，与无数百千众围绕说法。时有比丘啖蒜远佛住，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此比丘何故远住？”阿难言：“此比丘啖蒜。”佛言：“阿难！宁可贪如是味而不听法耶？自今已去，一切不应啖蒜。”尔时舍利弗病风，医教服蒜，佛言：“听服。”
  223. ^ 梁武帝《断酒肉文》：“如是，若出家人犹嗜饮酒、啖食鱼肉，是则为行同于外道，而复不及。何谓同于外道？外道执断常见，无因无果，无施无报。今佛弟子甘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与无施无报者复何以异？此事与外道见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师，师所言是，弟子言是；师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经》言：“迦叶，我今日制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犹自啖肉。戒律言：“饮酒犯波夜提。”犹自饮酒，无所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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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 《涅槃经》（卷四）：“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悲种。迦叶又言：如来何故先听比丘食三种净肉？迦叶！是三种净肉随事渐制。”
  228. ^ 《杂阿含经》（卷二十五）：“佛告阿难：‘汝遥见彼青色丛林否？’‘唯然巳见。’‘是处名曰优留曼茶山，如来灭后百岁，有商人子名优波掘多，当作佛事，教授师中最为第一。”
  229. ^ 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
  230. ^ 《敕修清规序跋》：“元顺宗至元四年，百丈山德辉禅师奉敕选拔前之三规，大成清规。名敕修百丈清规。有八卷。诏天下僧人悉依此清规而行。至明屡下敕不入此清规者，以法绳之”。
  231. ^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寺内但以最老上座而为尊主，不论其德。诸有门钥，每宵封印，将付上座，更无别置寺主维那。但造寺之人名为寺主，梵云毘诃罗莎弭（vihāra-svāmin）。若作番直（值勤）典掌寺门及和僧白事者，名毘诃罗波罗，译为护寺。若鸣健稚及监食者，名为羯磨陀那（karma-dāna），译为授事，言维那者略也。众僧有事，集众平章，令其护寺，巡行告白，一一人前，皆须合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许，则事不得成。全无众前打槌秉白之法。若见不许以理喻之，未有挟强便加压伏。……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为此僧徒咸相敬惧。”
  232. ^ 段知壮. 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制度層面的分析. 亚洲研究. [2019-04-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05）. 
  233. ^ 《祖庭事苑》：“首座即古之上座也。梵语悉替那。此云上座。此有三焉。集异足毗昙曰。一．生年为耆年。二．世俗财名与贵族。三．先受戒及证道果。古今立此位。皆取其年德干局者充之。今禅门所谓首座者。即其人也。必择其己事已辨。众所服从。德业兼备者充之。”
  234. ^ 《祖庭事苑》：“僧史曰。知事三纲者。若网罟之巨绳。提之则百目正矣。梵语摩摩帝。此云寺主。即今之监寺也。详其寺主。起于东汉白马也。寺既爰处。人必主之。于时虽无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至东晋以来。此职方盛。今吾禅门有内外知事。以监寺为首者。盖相㳂袭（沿袭）而然也。大集等经云。僧物难掌。佛法无主。我听二种人掌三宝物。一．阿罗汉。二．须陀洹。所以尔者。诸馀比丘皆不具足。心不平等。不令是人为知事也。更复二种。一．能持净戒。识知业报者。二．畏后世罪。有诸惭愧者。今吾禅门必择心通法道而不著诸有。身忘利养者。以掌僧务。此先德之遗意也。”
    監院. 宗教知识+. [2019-04-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4）. 
  235. ^ Jonathan A. Silk. Navakarmika. [2019-04-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09）. 
    《巴利律藏羯磨犍度》“Tena kho pana samayena āyasmā sudhammo macchikāsaṇḍe cittassa gahapatino āvāsiko hoti, navakammiko dhuvabhattiko.”（尔时，具寿善法属摩叉止陀之质多罗居士住处，职司建造，恒常受食）
    《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卷24：“菴摩勒林中有比丘名善法，旧住于彼作摩摩谛，质多罗长者若请僧与衣食，及施人物时，要先语之。”
    《十诵律》卷31：“时有比丘，名郁多罗，于质多罗居士菴罗林中，作僧房摩摩帝 帝帝陀罗。”
    《翻梵语》：“摩摩帝 [帝]帝陀罗(本云知法人) 旧译曰寺主。持律者云知法寺主。声论者，正外国音，应言摩末底 哿弥陀他，摩末底翻为寺主，哿弥陀他翻为治，谓治寺主比丘。……摩摩帝 帝帝陀罗(译曰摩摩帝，[寺]主。[帝]帝陀罗者是持) ”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如僧祇。寺主摩摩帝。互用佛法僧 物谓言不犯。”
    新罗沙门义寂《菩萨戒本疏》：“僧房主者：谓寺主摩摩帝。”
  236. ^ 《祖庭事苑》：“此云悦众也。又十诵云。以僧坊中无人知时。限唱时至。及打楗椎。又无人涂治扫洒讲堂．食处。无人相续铺床。众乱时无人弹指等。佛令立维那。又声论翻为次第。谓知事之次第者也。今禅门令掌僧藉及表白等事。必选当材。”
    敕修百丈清规卷四：“维那，纲维众僧，曲尽调摄；堂僧挂搭，辨度牒真伪；众有争竞遗失，为辨析和会；戒腊资次、床历图帐，凡僧事内外无不掌之。举唱回向以声音为佛事，病僧、亡僧尤当究心；或有他缘，或暂假出入，将戒腊簿、假簿、堂司须知簿，亲送过客司，令摄之。”
  237. ^ 《翻梵语》：“维那(应云毘诃罗波罗。译曰毘诃逻者寺，波罗者护也。) ”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诵为知请故须立维那。出要律仪翻为寺护。又云悦众。本正音婆逻，此云次第。”
  238. ^ 。”《大宋僧史略》（中卷）：“寺之设也，三纲立焉，若网罟之巨纲，提之则正故曰也。梵语摩摩帝（Navakarmika），悉替那Sthavira，羯磨陀那，华言寺主上座悦众。”“道宣敕为西明寺上座，列寺主维那上。”
  239. ^ 《名义集》：“隋智琳，润州刺史李海游，命琳为断事纲维。尔护寺立三纲，上座维那典座也。”
  240. ^ 《敕修清规住持章》：“佛教入中国四百余年而达磨至，又八传而至百丈，唯以道相授受，或岩居穴居，或依律等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禅宗寖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向风问道。有徒字蕃，非崇其位则师法不严，始奉其师为住持，而尊之曰长老，如天竺之称舍利须菩提，以齿德俱尊也。”
  241. ^ 《禅林象器笺》（卷七）
  242. ^ 《敕修清规》：“前堂首座，表率丛林，人天眼目。分座说法，开凿后昆。坐禅领众，谨守条章。斋粥精粗，勉谕执事。僧行失仪，依规示罚。老病亡没，垂恤送终。凡众之事，皆得举行。如衣有领，如网有纲也。”
  243. ^ 《敕修清规》：“后堂首座，位居后版，辅赞宗风。规则端庄，为众模范。盖以众多，故分前后。斋粥二时过堂及坐禅，则后门出入。”
  244. ^ 《禅林象器笺》（卷六）
  245. ^ 《十诵》：“以僧坊中无人知时限，唱时至，及打楗椎。又无人涂治、扫洒讲堂、食处，无人相续铺床，众乱时无人弹指等。佛令立维那，又声论翻为次第，谓知事之次第者也。今禅门令掌僧藉，及表白等事，必选当材。”
  246. ^ 《僧史略中》：“典座者谓典主床座九事，举座一色以摄之，乃通典杂事也。”
  247. ^ 《敕修清规》（下卷一）：“直岁，职掌一岁作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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