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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历史

地域專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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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历史系列条目
史前时期（东山文化）
传说时期（鸿庞氏、瓯貉）
第一次北属时期 前207–40
（秦、南越、西汉、新、东汉）
东汉：征氏姐妹 40–43
第二次北属时期 43–544
（东汉、吴、晋、宋、齐、梁）
吴：赵妪 248
前李朝（万春国）544–602
第三次北属时期 602–905
（隋、唐、武周、唐）
唐：梅叔鸾、冯兴、杨清
越南自主时期 905–938
（唐、后梁、南汉）
静海军：曲家、杨廷艺、矫公羡
吴朝与十二使君时期 938–967
丁朝 968–980
前黎朝 980–1009
李朝 1009–1226
陈朝 1226–1400
胡朝 1400–1407
第四次北属时期 1407–1427
（明）
明：后陈朝 1407–1413
后黎朝前期 1428–1527
莫朝 1527–1592
南北朝
1533–1592 		莫朝 后黎朝
后期
后黎朝后期 1533–1789
后黎朝后期
郑阮分治
1627–1672
1774–1775 		郑主
1545–1787 		阮主
（南进）
1558–1777
西山朝 1778–1802
阮朝 1802–1945
法属时期 1884–1945
（北圻、中圻、南圻）
法属印支：保护国阮朝
日属时期 1940–1945
（法属印度支那政府）
日属：保护国阮朝→越南帝国 1945
越盟 法属时期 1945–1954
法属印支：南圻国、山地国、越南临时中央政府
越南民主共和国
1945–1976 		越南国
1949–1955
越南共和国
1955–1975
越南南方共和国1969–1976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976至今
越南主题

越南历史悠久，据考古资料显示，越南在旧石器时期已有先民活动，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出现东山文化，较重要的民族有雒越人。越南神话传说提到约四千年前出现最早的王朝鸿庞氏。中国秦汉时期接触并征服北部（红河三角洲）及中部后，越南情况乃有可靠的文献记载。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10世纪前期，越南处于中国统治之下，中国文化大量输入。现时的越南中、南部地区，曾有占婆国存在（2至15世纪），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一带曾为扶南、真腊（柬埔寨）等国的领土。

938年，吴权在白藤江之战打败中国南汉军队，是次战役为越南独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越南正式独立建国。其后越南进入封建时期，经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胡朝各朝的发展，15世纪初一度被中国明朝所占（即属明时期），不久复国，并在后黎朝前期达至封建时代兴盛时期，其后长时间处于分裂及战乱，有莫朝（与后黎朝合称南北朝）、郑主、阮主、西山朝等王朝和政权，到19世纪初期阮朝重新统一全国。越南历朝曾使用的国号有“大瞿越”“大越”“大虞”“大南”等等，对外被称为“交趾”“安南”，19世纪初始称“越南”。在封建时代各朝，统治者采用中国式的制度治国，文化方面融合了儒、佛、道三教。本土文化亦有所发展，本国文字“喃字”得以应用。对外多次进行战争，以维护独立和扩张领土，曾抵御北方的中国及蒙古等国，在印支半岛逐步征服占婆国，入侵老挝，与真腊、暹罗（泰国）争雄。

19世纪中晚期，法国渐次吞并越南，进行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日本所支配。1945年越南共产党（时称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动八月革命，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统治北方，获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共产国家支持，南方亦先后有西方阵营支持的保大帝政权及越南共和国（即南越），南北分裂，美国介入越南政局，支持南越，演成越战。1975年北越统一全国，1976年改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后的越南政府曾染指邻国老挝、柬埔寨，又与中、美等交恶，外交形势曲折。1986年以后，越南政府推动革新开放，促进经济，1990年代又与中、美及世界各国改善关系。

历代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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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国名（英语：Names of Vietnam）  
前2879–前2524 赤鬼
前2524–前258 文郎
前257–前179 瓯骆
前204–前111 南越
前111–后40 交趾
40–43 岭南
43–203 交趾
203–544 交州
544–602 万春
602–679 交州
679–757 安南
757–766 镇南
766–866 安南
866–967 静海军
968–1054 大瞿越
1054–1400 大越
1400–1407 大虞
1407–1427 交趾
1428–1804 大越
1804–1839 越南
1839–1945 大南
1887–1954 印度支那
(北圻、中圻、南圻)
1945年至今 越南
其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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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到现代，越南曾有多个名号。传说中的鸿庞氏始祖泾阳王称“赤鬼国”[1]，其后称为“文郎”，蜀安阳王称“瓯雒”。中国秦代曾在越南北部地区设象郡。汉朝据有越北地区后设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后又改为交州。唐朝统治时，又改置安南都护府。[2]

越南脱离中国统治后，丁朝于968年建国号为“大瞿越”。李朝于1054年改国号为“大越”。李英宗时获南宋封为“安南国王”，从此亦称“安南国”。1400年胡朝改国号为“大虞”。1428年后黎朝复称“大越”。17、18世纪时，割据越南南方的阮主政权，被外国称为“广南国”。[3]

阮福映建立阮朝后，向清朝请求册封为“南越国王”[注 1][4]，最终嘉庆帝改以“越南国王”之名册封，“越南”遂成为该国国名。清廷册封阮福映的时间，《清实录》记录在嘉庆八年农历六月己丑（西历1803年8月13日）[5]，而阮朝文献《大南实录正编》则记录在嘉隆三年（西历1804年）正月[4]。这一国名的涵义，清朝《嘉庆重修一统志》里有所提及：

当时阮氏朝廷对此一国名表示接纳，并对它作出解释：

而“安南”一名仍被习惯采用，但因有向中国臣服的含意，故此越南人会以“越南”一名称呼其国。阮圣祖（明命帝）时，又改称“大南”。[2]

法国统治时期，将越南分为南、中、北三圻，南圻称为“交趾支那”、中圻称为“安南”、北圻称为“东京”，1887年，法国殖民当局又把治下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合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至1945年八月革命后，越南共产党在北方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殖民者恢复“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之名。[8]1955年，南方的“越南共和国”成立。[9]越战结束，南北越统一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0]

历代国都及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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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传说里，上古王朝文郎国鸿庞氏定都于峯州部或文郎部，两部在今山西、永福、富寿等地。[11]瓯貉国安阳王定都于螺城（又作古螺城、茧城、封溪，在东英县）。[12]中国统治时期，汉代、晋代时交州治所在龙编县（河内近郊）；唐代安南都护府在河内，唐高宗时名为宋平，唐肃宗时名为罗城（又称大罗城），曾由长官张伯仪、高骈等修建。[13]10世纪吴权夺取自主权时，都于古螺。[14]丁朝及前黎朝都于华闾。[15]1010年，李朝迁都大罗城，改称昇龙（即河内）。[16]一直至陈朝末年，权臣黎季犛于1396年与陈顺宗迁都清化，并在此建立胡朝。[17]明朝占领时治所在昇龙，改称东关城。后黎朝初年亦定都昇龙。[18]1527年后黎朝大臣莫登庸建莫朝（是为北朝），黎氏遗臣阮淦于1533年拥立黎庄宗，后黎朝中兴（是为南朝），并于1543年迎庄宗至西都清化。[19]1592年后黎朝大臣郑松攻灭莫朝，返都昇龙。[20]1600年，大臣阮潢据守顺化，成为日后阮主的根据地。郑氏则控制后黎朝朝廷，是为郑主。[21]1687年，阮福澜移府于富春村，即后来顺化京城。[22]西山起义时，领导者阮岳居归仁、阮侣居嘉定（即胡志明市）、阮惠居富春。[23]1802年，阮主势力的阮福映复取富春，成为阮朝国都。[24]法属时，总督府所在地设于河内。1945年，越南共产党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仍以河内为国都。[25]1955年，越南共和国（即南越）在南方成立，根据地为西贡。至1975年北越夺取西贡及整个南部，南北统一。[26]

原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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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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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时期，越南国土上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谅山省的平嘉发现猿人牙齿、清化省的度山发现旧石器时期的工具。[27]到中石器时期及新石器时期，北部地区出现过数种文化遗址，如“和平文化”（在和平省）、“北山文化”（在谅山省北山）等，当时的先民利用石器、竹木器、陶器等物品，从事狩猎及采集。[28]但因这些文化的相关文物出土量少，未能全面反映当时状况。[注 2][29]南部地区的东那江下游，曾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与金属时代之间，出现聚落、作坊及墓葬遗址共80处，被命名为“新石器时代后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4500至2400年之间。该文化使用大量石器，多数是实用为主，装饰性不高的器物。[30]

东山文化及骆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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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东山文化 (越南)和骆越
 
东山文化时期文物东山铜鼓

到大约公元前700年至公元1世纪，越南处于金石时代，出现“东山文化”。[注 3]它的出土遗物数量多，种类繁富，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水晶、铁器、木器等。东山文化大量使用铜，例如制作铜鼓作为乐器，以及利用铜制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31]东山文化也具有一定的航行技术，用划艇航行本土，并有较大型的船只，辅以天文知识作远航。[32]

远古时期居于越南北部的民族，为骆越人（又作雒越）。越南上古史学家陶维英认为，东山文化就等同是骆越人的文化。[33]在骆越社会，有“雒王”“雒侯”“雒将”等作为部落领袖，并有简单的农业方式，就是依循潮水涨退，垦地栽种。[注 4][34]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骆越人早在旧石器时期就生活在红河流域，到东山文化时代，已从原始族群过渡为氏族公社的阶段。[35]骆越人在越北地区继续发展为京族（又称越族），其后独立建国并向南扩展，是为越南的主体民族。[36]

传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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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传说时期（或称“原始公社时期”），现代学者界定为自远古至公元前214年中国秦朝在越南北部设置象郡为止。[37]当中包括鸿庞氏和蜀氏两个王朝。

鸿庞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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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鸿庞氏
 
越南的雄王陵，用以尊崇传说中的鸿庞氏王朝

根据越南神话传说，越南最早的王朝是鸿庞氏（Hồng Bàng）。鸿庞氏首位君主禄续，是中国神农氏的后代，获封为“泾阳王”，治理南方，号“赤鬼国”。泾阳王娶洞庭君龙王之女，生下貉龙君（名崇缆。“貉”又作“雒”）。貉龙君有儿子百人，当中五十人随母归山，五十人随父居于南方，越南人称貉龙君为“百粤之祖”，而其长子则称为“雄王”(Hùng Vương，又作骆王、雒王），继承王位，建立“文郎国”。[38]雄王家族世袭王位，历十八代，是为传说里的鸿庞氏王朝，时间从公元前2879年至前258年，共2622年。[39]

 
扶董天王像

在越南古代，史家相信鸿庞氏领土东临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接占婆，分为十五部，首都设在峯州或文郎。[注 5]传说中，雄王设置“貉侯”（又作雒侯）、“貉将”（又作雒将）等职官，以作管治。[40]最早的越族的前史越族语文献是《傍枻越人拥楫歌》（亦称《越人歌》），为楚国人刘向于公元前528年根据读音用汉字译成。后世认为越南民俗文化跟鸿庞息息相关，例如雄王教人民在身上纹龙、水怪等图案，让先民进行渔猎时免受蛟蛇所伤；古代越南人以木皮为衣，织菅草为席，以米汁为酒，以榔桄棕桐为饭，制作鱼露、刀耕火种等习俗，都被视为从鸿庞时代开创。[41]越南传说又提到鸿庞氏与古中国有过接触。古时越南人相信中国殷朝曾入寇越南，雄王派三岁小童扶董天王击退敌军[42]；西周成王时，鸿庞氏自称“越裳氏”，派使到周朝入贡，周朝摄政者周公命人用指南车送使节回国。鸿庞氏最终于公元前257年，被蜀泮（即安阳王）所灭。[43]

越南近现代学者对鸿庞氏传说存有不同见解。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有关这个时代的事情是难于确凿可信的”，又说“谁都希望从神话之中寻找自己的根源来光耀自己的民族。无疑也因为这个道理，我国（指越南）的史书记载鸿庞氏为‘仙子龙孙’云云”。[44]越共学者认为，考古学上的东山文化与传说中的雄王相关，甚至推断“东山文化阶段，也就是雄王时代的极盛时期”。[45]

蜀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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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安阳王

在越南和中国的典籍里，均提到有关蜀泮（即安阳王）在越北称王的传说。较早提及的是中国典籍《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记载：“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34]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的说法较为详细，提到鸿庞氏传至末代时，蜀王向雄王求娶王女，但雄王不许。[43]蜀王之孙蜀泮为了报复，乃于甲辰年（前257年）攻灭鸿庞氏，改国号为“瓯雒国”。传说中安阳王营建螺城为首都，规模宏大，“广千丈，盘旋如螺形”。[46]

 
仲始井（Giếng Trọng Thủy）──越南相传蜀氏亡国时，赵仲始（即赵始）因妻子已死而在此投井自尽[47]

安阳王在位时，适值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族的时期。关于此时瓯雒国与秦朝的关系，越南学者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公元前214年秦派军攻百越时，安阳王也向秦朝臣服，秦朝遂在越北地区设置象郡。但同时，越北仍有土著不愿臣服，致力抵抗，秦军亦因不服水土而爆发疫病，大将屠睢亦在战事中阵亡。[48]

秦末政局动荡，南海郡郡尉赵佗乘机建立南越国。传闻赵佗因要扩张势力而有意征战安阳王，但安阳王因拥有一具威力强大的神弩，每发可杀三百人，赵陀知难以制胜，便派儿子赵始诈降，娶安阳王之女为妻，以博取信任，暗中毁坏神弩而去。安阳王不知中计，最终被赵陀所攻破而亡。[注 6][49]另外，《大越史记全书》提到，南越国攻灭蜀氏的时间在癸巳年（公元前208年）。[50]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分析蜀氏王朝的传说，认为它可能是文郎国（鸿庞氏）附近的大氏族，与中国古代的巴蜀无关。此外，安阳王只不过是西瓯的一部分部落和雒越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基本上未改变文郎国的部落组织，生产力处于低下水平，该政权可能只是一个初具国家政权组织的部落联盟，而非阶级社会国家。[51]

中国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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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南越国、汉朝入侵及二征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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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象郡 (秦代)、南越国、第一次北属和二征起义

中国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继而进攻位于华南、越北的百越（又作百粤）。前214年，秦朝设置桂林郡（在今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海郡（在今中国广东省）及象郡。[注 7][52]秦朝对此三郡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将中原内地的民众迁徙到这里，让他们“与百粤杂处”。[53]

秦末，中国内乱，南海郡尉赵佗割据当地。中国史书记载他迅速扩张势力，“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54]，成立南越国。[注 8]南越国对中原的西汉王朝入贡受封，对内实行“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54]，在越北地区，“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人”，设立官署以作统治。[55]南越国又透过军事压力及财宝馈赠，增强对邻近部族闽越、西瓯、骆等的影响力。[56]

南越国在越南历史里又被称为“赵朝”，封建时期史家如黎文休、吴士连等把南越国视为越南史上的正统王朝，到现代却遭到否定，史家陶维英指出它“只能是外族侵略者”，“企图开疆拓土，侵占我国辟为郡县”；[57]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称之为“只是中国封建集团内部的一支割据势力”。[58]

 
越南后世举行的二征起义记念活动

公元前111年，西汉武帝灭南越国，越南成为汉朝领土。汉朝实行直辖统治，设立“交趾刺史”（后又改为交州），辖境横跨中国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的北、中部。位于越南北、中部的交趾（交趾又作交阯，在今河内一带）、九真（今清化省、乂安省一带）、日南（今广平省、广南省一带）三郡便属于它的管治范围。各郡内又管辖若干县份。西汉对越南的统治政策有三个要点，分别为“与民生息”“因其故俗治，毋赋税”及“诸雒将主民如故”。[59]西汉末年，交趾郡太守锡光教导当地民众礼义；东汉建武初年，九真太守任延教民耕稼，制定婚姻嫁娶制度。锡光和任延的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并使越南开始沾染华风。[60]

建武年间，交趾郡辖下的一位女姓雒将（雒越人领袖）征侧被太守苏定“以法”惩治，征侧不服，乃于公元40年，与其妹征贰起事反抗，史称“二征起义”，一度攻下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六十五城。东汉朝廷派大将马援率军镇压，最终在43年歼灭征氏姊妹，事件遂平。[61]

东汉、吴、晋、南朝及李贲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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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二次北属和前李朝

公元43年，东汉大将马援重新平定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后，在当地推行新措施，包括修治城郭，整顿水利，又向朝廷报告越律及汉律抵触之处，然后跟越人“申明旧制”，骆越人从此遵行马援的措施。[注 9]相传马援在交趾“立铜柱”，成为当时的“汉之极界”。[62]

 
蓝线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日南郡曾为其孔道之一

两汉时期，越南北、中部地区是汉朝对外交通枢纽。自日南郡出发，可到达南海、印度洋沿岸各地。[63]东汉时，南海及西方的叶调国（在今爪哇）、掸国（在今缅甸北）、天竺国（今印度）、大秦国（即罗马帝国）等国人士到中国内地时，都会以日南郡为必经之道。[64]

公元2世纪，日南郡常有“象林蛮夷”起事，对抗汉朝政府。现代学者认为，这些蛮夷起兵事件，象征着林邑国（即占婆国）的建立。[65]

中国在东汉晚期出现州郡割据的局面，交趾太守士燮亦于187年至226年长期控制交州全境，而九真、合浦、南海等郡的长官职务都由士氏兄弟出任。据历史记载，士燮为人宽厚，礼贤下士，吸引了中原名士前来投靠[注 10][66]，交州因此成为东汉末至三国初年相对安定繁荣之区。[67]后世越南史家的高度评价士燮的统治：“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68]佛教思想家牟子便是在士燮时期投靠交趾，写成佛教要籍《牟子理惑论》。[69]中国江南的东吴势力崛起后，士燮于211年投附，名义上隶属孙氏，实质仍操有自主权。226年士燮死后，吴主孙权打算削弱士氏家族在交州的势力，遭士燮之子士徽等人反抗，吴将吕岱遂设计诱杀士徽兄弟，夺得交州控制权。[70]

248年，交趾、九真民众起事反吴。据越南史籍所述，是次起事的领袖赵妪能乘象作战，在山中对抗吴军。[注 11][71]吴廷派交州刺史陆胤讨伐，最终平息事件。[72]而在全中国的局势而言，东吴为三国时代的割据政权之一，与北方的曹魏（后被司马氏所篡）交争，影响到交州政局。263年，曹魏出兵占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265年，司马氏代魏，成立西晋，继续管治交州三郡。268年，吴主孙晧派陶璜等率兵反击，到271年大破晋军，收复交州，陶璜任交州牧。东吴最终在280年被西晋所灭，交州牧陶璜亦投降，越南遂归西晋统治。[73]西晋朝廷听取陶璜建议，为使交州免受南方林邑国（占婆）的威胁，维持其地方兵力。[注 12][74]

316年，中国北方被五胡各族所据，晋室南渡，是为东晋。东晋期间，交州常有军事将领互相攻杀或据地作乱，又有林邑国入侵，局势长期不稳。东晋末年的大型民变孙恩卢循之乱亦蔓延至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击败卢循，结束动乱。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刘宋（与南齐、南梁、南陈合称“南朝”），继续任杜慧度为交州刺史。[75]杜慧度任职期间，整顿风俗，改善人民生活，修建学校，使交州出现安定局面。[注 13][76]刘宋末年至南齐初年（468年至485年），交州人李长仁及其从弟李叔献，先后以“行州事”的名义专制一方，违抗朝廷，最终因南齐朝廷拟欲征讨，李叔献才交出权力。[注 14][77]

南梁时期，因交州刺史萧咨为政苛暴，引起当地人士李贲的不满及起兵，据有交州，于544年称帝，改年号为“天德”，越南后世称李贲为“李南帝”，其政权为“前李朝”。南梁朝廷于545年派陈霸先率军镇压，击败李贲，李贲终在549年被部下所杀。[78]中国正史又提到，李贲败死后，其兄李天宝逃到九真继续抗争，最终亦被陈霸先歼灭。[注 15][79]而根据越南史家的描述，前李朝在李贲死后，其部下赵越王、兄长李天宝、族人李佛子等仍继续领导，至602年李佛子投降隋朝，前李朝才结束。[80]但从后世发现的铭文资料显示，李佛子投降前的一年（601年），隋帝的诏令亦在交州执行[注 16]，因此反映李氏势力与隋廷应有着隶属关系。[81]

隋、唐、南汉、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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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三次北属和越南自主时期
 
唐朝引入越南地区的货币“开元通宝”[82]

公元602年，即中国隋文帝仁寿二年，交州有李佛子称兵割据，隋廷派刘方征讨，李佛子惧而请降[注 17]，越南又归于中国统治之下。[83]到隋朝亡后，唐朝重新崛起，消灭南方的萧铣势力，越南便入于唐。唐朝政府对越南地区的行政建置数有变更，例如有“安南都护府”“静海军节度使”等官署。[注 18][84]

 
象征儒、老、佛三教合流的画像。三教在越南历史里据有重要地位

在唐代，越南地区受中国内地文化发展，且有著名诗人杜审言、沈佺期等曾在当地任官，使其文风盛行。爱州（在今越南清化）人姜公辅便为唐代越南文士的代表人物，曾在唐廷任职高官，并有作品传世。[85]然而唐室治下的越南亦常常出现乱事。当地民众曾发动数起大型叛变，如722年的梅叔鸾起事、791年的布盖大王冯兴起事等等，最终为唐室所平。在对外关系上，唐代中晚期先后有环王国（即占婆国）、南诏国侵扰越南地区。环王国在9世纪初（时为占婆第五王朝时期）入寇驩州及爱州，唐军旋即将之击退。南诏国为唐朝西南方的邻国，双方时有交战，9世纪中期南诏数度攻打安南，863年更占据府城大罗（又称罗城、安南城，即今河内），866年才由唐将高骈夺回。唐廷从此采行藩镇制度统治安南，设置“静海军节度使”，由高骈任节度使。高骈管治时致力建设，重修大罗城，整顿河道以便航行。[86]唐代人的河渠工程对越北有相当建树，据《天威径新凿海派碑》所述，当地河流原本危险难行，“舟人所历，毛发自寒”，经整顿后“则安流坦途，不复经斯险矣”。[87]

唐朝衰亡时，交州土豪曲氏家族掌管静海军节度使一职，史称越南自主时期。曲氏与中国岭南的南汉政权相争。930年南汉灭曲氏，但交州本地将领杨廷艺等仍争夺自主权。938年，廷艺旧将吴权控制当地，南汉出兵讨伐，吴权在白藤江植入大桩，待潮涨时引南汉军船来到，此时潮水退却，南汉军船因碰到大桩而搁浅，吴权乘机派舟师击败南汉军队。[88]战后，吴权自立为王，建立吴朝。[89]吴权的胜利及建政，在越南独立进程中具重要意义，后世越南史家评道：“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90]

中国近千年的统治，对越南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归纳指出：“我交州地区自汉以迄于五代仍是内属中国之地，因而中国的治乱也影响到我们的国家”[91]；“当儒教、老教（指道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州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皈依了这些宗教。后来我国自主之后，这些宗教更形兴盛，例如佛教盛于丁朝、前黎朝和李朝，而儒教盛于陈朝以降。凡风俗和政治大抵都是由学术和宗教演化而出。而我们的人已尊奉了中国的学术和宗教，则我们的一切也都完全效法中国。”[92]

早期的中部及南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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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南国、占婆国位置略图
 
占婆国文物湿婆神头像。湿婆为占婆信仰里的重要神灵，被视为梵天、毗湿奴等诸神之长[93]

占婆立国及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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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占婆国

占婆国（曾统治越南河静省的横山至平顺省的藩切一带），又有“林邑国”“占波国”“环王国”“占城国”等名称，由占族[注 19]建立，语言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使用布拉赫米文，后成为占族文字。[94]文化方面受印度文化影响，主要宗教为婆罗门教（今印度教）。[95]开国历史源于公元137年，东汉辖下的日南郡象林县爆发占族人区连领导的叛变，杀县令，从东汉独立，建林邑国。[65]自东汉以后，历吴、晋、宋、齐、梁等朝，林邑国多次派使入中国朝贡通好，但双方亦时常兵戎相见，交战地点主要为中国辖下的交州郡县。梁朝时李贲起义，林邑人攻李贲，但反被李贲击退。隋朝时，炀帝于605年攻取林邑，不久林邑人复国，并继续派使到中国入贡。[96]

8至9世纪时（中国文献称当时的占婆国为“环王国”），占婆处于第五王朝时期，对外军事行动活跃，于774年击破爪哇海盗；803年及809年侵扰唐朝安南都护府治下的驩、爱二州，并以“伸其如太阳之长臂，以焚暗如黑夜之中国民族”自诩。大约与此同时，占婆又与吉蔑国为敌，出兵该国。[97]

10世纪越南人建国，此后不停对占婆国进行战争、蚕食和吞并，到17世纪末终于被割据南方的阮主所灭。[98]

 
越南同塔省出土的扶南国碑铭

扶南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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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扶南

扶南国[注 20]为一印度化国家，位于湄公河下游及湄三角地区，极盛时期掩有越南南部、湄公河中游、湄南河流域及马来半岛大部分。[99]3世纪时，扶南国在航海商路上占有优势，处于必经之中转站的地位，在外交上相当活跃，与印度的穆伦达（Murunda）王朝、中国东吴有使节往来。[100]到6世纪起，扶南领土遭到印支半岛（即中南半岛）上另一国家真腊（柬埔寨）逐渐蚕食，到7世纪时被完全吞并。[101]

越南立国及封建体制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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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朝及丁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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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朝、十二使君和丁朝
 
丁先皇像

吴权击退中国南汉军队，据有交州之地（即今越南北部），于939年建政称王，设官职，定朝仪，奠都古螺（即东英县），是为吴朝。吴权在位仅六年（939─944年），死后国内发生内哄，演成十二使君各据一方的局面。至968年，华闾峒（在今宁平省）豪族丁部领击败各地使君，统一国家。[102]丁部领随即即皇帝位（后世称为丁先皇，968─979年在位），建立国号大瞿越，定都华闾（在今宁平省），是为丁朝，到970年（太平元年）开始使用年号“太平”。丁朝遣使到中国宋朝朝贡，宋太祖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越南自此守朝贡之礼。丁朝在国内整顿统治体制，制定文武官员之位、施行严刑、编置十道军制[103]，后世史家认为丁朝有了这些措施，已达到“制度略备”的治国水平。[104]

在后世史学界，并未将吴朝视作正统政权和国家独立之始，而只算作割据政权，到后来丁部领成立丁朝，建国号“大瞿越”，受宋朝册封，才算国家独立之始。[98]越南封建时代史家就认定丁朝是“我越正统之君，实自此始”。[105]

丁朝传至废帝丁璿（979─980年在位），年方六岁，太后杨云娥与时任“十道将军”的重臣黎桓勾结，朝政落入黎桓手中。此时宋朝出兵攻越，众将见皇帝幼弱，忧虑局势危急，便支持黎桓称帝，以抵抗宋军，于是丁朝灭亡，前黎朝建立。[106]

前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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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黎朝
 
丁、前黎两朝国都华闾

980年（天福元年），黎桓称帝（后世称为大行皇帝，980─1005年在位），建立前黎朝，仍以华闾为国都。[107]黎桓称帝后的首要任务为抗击中国宋朝军队。981年（前黎天福二年），黎桓在白藤江与支棱（在谅山省）等地与宋军交战，最终击退宋军。战后，黎桓为免与中国长期对抗，乃向宋朝入贡，以遵行朝贡之礼。993年（兴统五年），宋朝册封黎桓为“交趾郡王”，后又加封“南平王”，双方关系和平发展。[108]

内政方面，前黎朝继续完善统治体制，沿袭丁朝制度，在全国设十道军，由皇帝本人掌握军权；实行中国古代的政制模式，在中央设太尉、总管等官职，地方有州、府、县、社的设立；[109]黎桓分封诸子为王，分封到各地让其治理，加强黎氏朝廷对各地的控制。[110]

前黎朝对邻近地区采扩张政策。黎桓击退宋军后，便南侵占城国，掳获士卒及财宝。因宋朝与占城关系密切，宋太宗乃于985年（天福六年）及990年（兴统二年）两度派使到越，要求黎氏朝廷“保国睦邻”[111]、越占两国应“各令保境”[112]。黎桓又于999年（应天六年）平定何蛮洞（在今清化省），提高前黎朝声威。[113]

黎桓死后，儿子黎中宗在位仅三天，被弟弟黎龙铤所弑，龙铤称帝（世称卧朝皇帝，1005年─1009年在位）。黎龙铤性格暴虐，到1009年（景瑞二年）去世时，其子年幼，禁军将领李公蕴取代黎氏，自立为帝，开创李朝，前黎朝告终。[114]

佛教在前黎朝得到盛行，黎氏政府任用高级僧侣参政、兴修寺庙、派人到宋朝求取佛经，寺庙获得大量田产及佃农，佛教遂成为越南统治者的管治支柱之一。[115]

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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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朝 (越南)
 
位于河内的李太祖李公蕴像

1009年（黎景瑞二年，李顺天元年），李公蕴建立李朝，是为李太祖（1009─1028年在位）。1010年（顺天二年），李公蕴因见唐代建成的大罗城（今河内）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气候舒适，具备成为国都的条件[注 21]，乃自华闾迁都于此，改称昇龙。[116]李朝国号，于1054年（龙瑞太平元年）由李圣宗（1054─1072年在位）定为“大越”。[117]

李氏王朝继续完善国家制度，设文武大臣职位，官分九品，巩固中央组织，分全国为二十四路，由文人出任长官，君主又分封诸子为王，领兵镇守要地。佛教成为国教，僧侣为统治阶级一员。1070年（神武二年），李圣宗为表尊崇儒学，修建文庙，祭祀孔子、周公等儒家代表人物。1075年（太宁四年），李仁宗（1072─1127年在位）设科举取士，到李高宗时（1175─1210年在位）举行三教考试，使科举制度在越南奠定基础。李氏朝廷对于有功的贵族及官员分封土地，称为“拓刀田”。在军队编制方面，李朝按户籍调动男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设立正兵（禁军）及番兵（地方兵），使军方互相制衡，受王室调度。[118]法律制度方面，李太宗（1028─1054年在位）于1042年（明道元年）制定《刑书》，是为越南最早的成文律书。[119]

李朝对外时有战事。1014年（顺天五年），李朝击败中国西南的大理国（又称“鹤柘蛮”[120]）军队，斩获士马不可胜数。11世纪中叶，位于宋越边境的广源州（在今中国广西及越南高平边境一带）首领侬智高称帝起兵，被李朝出兵征讨，后来侬智高辗转逃入宋朝、大理而被杀，李朝遂将广源州顺手而得。[121]对于南邻占城国（即占婆），李朝加以侵略，夺取其土地。1069年（神武元年），李朝攻入占城国都佛逝，俘掳占城王，占城割让地里、麻令、布政三州（三州在今越南广平省及广治省一带），以换取李朝释放国王回国。[122]1075年（太宁四年），李朝得知宋朝有意来犯，乃派大将李常杰进行对宋之战，[123]李军攻入宋境，在邕州、廉州、钦州等地肆行屠杀[124]，最终宋军反击，攻至越南境内的富良江（红河一带），李朝乃提出议和，结束战事[125]，双方关系改善。李英宗时（1138─1175年在位），获南宋封为“安南国王”，从此越南有“安南国”之称。[126]印支半岛上的真腊（又称占腊，即柬埔寨，当时为吴哥王朝）亦为李朝进攻对象，中国文献称“占腊素不习兵，与交阯（指李朝）邻，常苦侵轶”。[127]13世纪初，真腊一度吞并占城，并出兵攻越，但被李朝所击退。[128]

 
李朝时兴建的延祐寺
 
从李朝发展至今的水上木偶戏

李朝君主崇信佛教，在国内大兴土木，兴修佛寺[129]，当时铭文资料有“于是或京师而缅思梵福，绀宇星分；或州县而拟报洪恩，灵祠棋布”的记录，形容寺庙众多[130]，其中著名的有河内延祐寺（即一柱寺）。[131]艺术文化亦取得发展，流传至今的水上木偶戏，便是始自李朝。[132]

李朝晚年，内乱频生。李惠宗时（1211─1224年在位），即墨乡（在今南定省）豪族陈嗣庆以武力控制朝廷，朝政大权遂落入陈氏家族手中。嗣庆死后，其兄陈承、从兄弟陈守度继续掌权。李惠宗女儿李佛金继位（即李昭皇），陈守度为取代李朝，安排陈承之子陈煚娶昭皇，不久昭皇传位给陈煚，李朝遂亡，陈朝建立[133]，时为乙酉年十二月。[注 22]

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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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朝 (越南)和蒙越战争
 
被视为抗元民族英雄的兴道王陈国峻

陈朝承接李朝晚年的内乱局面，在建政之初便整顿统治基础，实行太上皇执权模式[注 23][134]，政府又编定官民户口账籍，制定刑律，沿用李朝科举制度，晋用儒家学者，中央设三公、三少、太尉、司马、司徒、司空等职[135]，各地设路、州等行政单位。[136]

陈朝初年遇上蒙古帝国（元朝）的入侵。1257年（元丰七年），蒙古对越出兵，攻破国都昇龙，但因陈太宗皇帝、重臣陈守度竭力抵抗，加上蒙古军队不适应越南环境而撤退。[137]陈氏朝廷向蒙古提出愿意“三年一贡”，蒙古遂封陈朝君主为“安南国王”。[138]但其后，忽必烈以陈朝皇帝不亲自入贡、击伤元朝使节等理由，于1284年（绍宝六年），遣皇子脱懽（又作脱驩、脱欢）率军攻越，陈朝宗室大将兴道王陈国峻指挥抗战，元军虽曾占有优势，更攻破昇龙，但越方坚决抵抗，到1285年（绍宝七年），越军在咸子关、章阳渡、西结、万劫等地击败元军，元军又因天气炎热而撤退。[139]1287年（重兴三年），脱懽再次统兵南下，越人继续抵抗，1288年农历正月，越军截获元军粮船，脱懽见势不利，有感“地热水湿，粮匮兵疲”而撤退，元军在白藤江再被越军重挫。[140]战后，陈朝遣使到元朝朝贡修好。忽必烈于1294年（兴隆二年）去世，后继的元成宗决定罢征，两国不再开战。[141]

越南社会文化在陈朝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因陈氏朝廷重用儒臣，儒家思想得到尊崇。[135]佛教寺院仍具一定势力，陈朝铭文记载有些寺庙获朝廷封赐土地田产，列为“官中寺”，明文规定“敢侵犯者，拿呈行罪”，以保障其拥有权。[142]本土文化中的字喃，自9世纪开始形成，发展至陈朝已成为社会交际的一种文字。[143]在史学方面，1272年（绍隆十五年），陈朝政府令学者黎文休编修《大越史记》，开创了越南修本国史的先河。[144]

陈朝对南邻占城国（即占婆国）夺取土地。1306年（兴隆十四年），陈朝将玄珍公主嫁与占城王，以割取乌州（后改名为顺州，即广治省肇丰县）及里州二地（后改名化州，即承天省广田县）。[145]但在陈朝晚期，占城国变成大患。占城王制蓬峩（又作阿答阿者）在位时（1360─1390年），连番攻打陈朝，曾于1371年（绍庆二年）、1377年（隆庆五年、昌符元年）、1378年（昌符二年）攻破越都昇龙，掳掠而归，1377年的战事中更击毙陈睿宗皇帝。最终，1390年（光泰三年），制蓬峩进攻陈朝时被越军击毙，占城国的威胁乃告一段落。[146]另一印支半岛国家暹罗（即泰国），在1313年（兴隆二十一年）入侵占城，当时陈朝援助占城，调动军队击退暹军。[147]

中国元朝于1368年（大治十一年）被明朝取代，明太祖与陈朝政府互派使节通好，明廷册封陈日煃（即陈裕宗）为“安南国王”，双方建立宗藩关系。[148]明太祖将安南国列入“不征之国”，以求维持双方友好关系。[149]

陈朝后期，君主昏庸，生活奢侈腐化，政局走向衰微[150]，呈现不稳状态。1369年（大治十二年、大定元年），陈裕宗死后，其母宪慈皇太后迎立杨日礼为帝，日礼即位后却杀害太后，对陈朝宗室造成威胁，群臣拥立裕宗之兄陈暊为帝（是为陈艺宗，1370─1372年任皇帝；1372─1395年任上皇），陈氏家族夺回权力。[151]到陈末，民众起事频仍，有阮清作乱于清化、范师温作乱于国威并一度攻入昇龙，后均被朝廷讨平。[152]

外戚黎季犛（后改姓胡，又名一元）因得上皇艺宗信任，成为权臣。黎季犛在货币、土地、文教、官制等方面实行改革，又于1396年（光泰九年）迁都至清化府，这些举动被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是“大肆更张，用以收买党羽”及“以便篡位”。朝中虽曾出现反黎季犛势力，但都被黎季犛铲除。1400年（建新三年、圣元元年），黎季犛废黩陈朝末代君主少帝（1398─1400年在位）而自立，建立胡朝，陈朝遂亡。[153]

胡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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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朝

黎季犛（1400年任皇帝，1401─1407年任太上皇）夺位后，恢复祖先的胡姓，自称中国虞舜之后，改国号为“大虞”。次年（1401年，绍成元年），胡季犛效法陈朝旧制，退位给儿子胡汉苍（又名𡗨，1401─1407年在位），自称太上皇，掌握朝政。胡朝继续进行改革，包括整顿武备，修造户籍以扩充军源，开征商船税项，改订田赋征收额数，调整科举制度，修订法律，设置医署等等。[154]对南邻占城，胡朝于1402年（绍成二年）出兵入侵，迫使占城政府割让占洞、古垒两州，胡朝遂把领土推进到今广南省、广义省地区。占城不满，乃于次年（1403年，开大元年）遣使节到明朝投诉。明成祖得悉后大加注意，并派人谴责胡朝政府。[155]

 
出兵攻灭胡朝的中国明成祖皇帝
 
胡朝国都清化府西都城遗址

胡朝谋求与明朝交好，胡汉苍于1403年以陈朝外孙的名义获明朝封为“安南国王”[156]，但后来的连串事件使胡明双方关系转坏。明朝指控胡朝侵犯明朝的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水平寨等地，但胡朝政府却置之不顾。[157]此外，有陈朝遗臣入明控诉胡氏，1404年（开大二年），陈朝旧臣裴伯耆到明廷，说出胡季犛夺权及打压异己的实情，要求明廷出兵“擒灭”胡氏[158]；后又有人自称陈朝宗室子孙陈天平（又作陈添平），向明帝奏言胡朝夺取陈氏政权，又说胡氏“欲抗衡上国（指明朝）”。[159]明成祖为此遣使到越责问，胡朝只好派人到明谢罪，并提出迎接陈天平回国。1406年（开大四年），明朝派军五千护送陈天平返国，然而胡季犛在边境截杀，擒杀陈天平。明朝随即派大军南下，在1407年（开大五年）接连攻陷东都（即昇龙）、咸子关（在兴安省）等地，直逼国都清化府西都城，胡氏父子出逃，最终被明军擒获，胡朝灭亡，越南国土被明朝吞并。[160]

在明军攻灭胡朝之际，越南民众向明人要求实行直辖统治。《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明诏遍求陈氏子孙立为国王。官吏耆老人等累称为黎氏（指胡氏父子）灭尽，无可继承陈后，请安南国本交州，愿复古郡县，与民更新”，明朝政府乃在越南设立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改地名为“交址”（又作交趾、交阯），进行统治。[161]

属明、后陈朝及蓝山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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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属明、后陈朝和蓝山起义
 
郑和下西洋时所使用的宝船。位于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国是郑和船队到访 的国家之一
 
黎利像

中国明朝侵略并占领越南，进行直接统治，后世历史学者称之为属明时期（1407─1427年）。[注 24]明人入据越南初期，曾尝试以宽厚为务，但越南民众视明朝为外人入侵，对其统治甚为不安。[注 25][162]后来明朝官员对越南民众加深剥削，如中官马骐在越南采办时“大索境内珍宝”，加剧越人不满，纷纷起事。[163]明朝占领后不久，便有陈朝后人陈𬱟在谟渡（属宁平省）起事，自称“简定皇帝”（1407─1409年在位），改元兴庆，意图恢复陈氏王朝，史称其势力为后陈朝（1407─1413年）。不久因作战失利，逃入乂安继续抵抗。1409年（兴庆三年、重光元年），另一位陈氏后人陈季扩被陈朝遗臣拥立为帝，改元重光（史称重光帝，1409─1413年在位），袭获陈𬱟，尊之为太上皇以共同抗明。明朝调军增援，先擒陈𬱟，后于1413年（重光五年）攻破乂安，陈季扩逃至化州，最终被明军俘获，后陈朝灭亡。[164]

约于属明时期的同时，明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南洋及印度洋一带（1405─1430年），占城国为当时的重要交通枢钮，郑和船队便多次到访占城国的新州（今越南归仁）。[165]

1418年，清化蓝山豪族黎利自称“平定王”，起事反明，史称“蓝山起义”，与明军争持数年后，黎利采行“先取茶隆（在今乂安省），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资其财力，然后返斾东都”的策略[166]，先控制越南中、北部地区。黎利军渐渐取得优势，在1426年崒洞之役（崒洞又作𡨧洞）、1427年支棱之役等重要战事重挫明军，进占东关城（即河内）。至此，明廷决意罢兵，册封陈暠（黎利拥立的傀儡君主）为“安南国王”，越南恢复独立自主。[167]

封建时代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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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南进

后黎朝前期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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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后黎朝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平吴大诰
 
后黎朝史官吴士连参与编纂的《大越史记全书》

黎利击败中国明朝占领军后，发布《平吴大诰》，宣示其驱逐明人，复兴国家的功业及建立政权的合理性。[注 26][168]1428年（顺天元年），黎利称帝，是为后黎太祖（1428─1433年在位），国号“大越”，建立后黎朝。明朝亦册封黎利及承认其政权，两国订立黎氏向明三年一贡之例，明朝不干涉越南内政，保持和好。黎利致力重建国家架构，设科举选士为官，延请教师推动儒学，参照唐代刑律制订法律，划分全国为五道以作管治，向大臣及老弱孤寡分给土地，减少东都（即河内）守军数目，遣返务农。但黎利性格多疑，杀戮功臣。[169]

后黎朝传至仁宗皇帝（1443─1459年在位）时，发生谅山王黎宜民（仁宗长兄）夺权事件，仁宗被弑，宜民登位（1459─1460年在位）。群臣因见黎宜民肆行杀戮，便将之推翻，迎立仁宗之弟黎灏为帝，是为圣宗皇帝（1460─1497年在位）。圣宗在位期间，对国政有多项调整。在全国行政上，改五道为十二道；在法俗方面，颁行《洪德律例》以完善法制，又规范国民风俗；颁授土地给百官当中有功或德才者，低给官员亦分得土地；改订税制；在军事方面，圣宗下令勤习阵图，训练士卒，保持战斗力。圣宗的一系列治国措施，令国家“臻于鼎盛时代”。[170]圣宗还多次对外征战，中国史籍《明史》记载：“灏雄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171]

后黎朝前期的百年间，对外军事行动频繁。对中国方面，后黎朝边官时加侵扰其南部边境，早在太宗时（1434─1442年在位）便侵扰安平州（在中国广西省），圣宗时侵扰凭祥、上冻岗陇委、龙州（均在广西）、钦州（当时属广东省）及广东沿海，明廷甚为不满，对越方一再告诫。[172]而对南方的占城国（即占婆国），双方自黎太宗时起相互入寇，到1469年（光顺十年），占城进攻化州，黎圣宗出兵讨伐占城。越兵于1471年（洪德二年），攻破占城，夺取其大部分国地，占城人只保有藩龙（即宾童龙）、古笪（即芽庄）等地，并须向黎廷入贡。[173]此外，圣宗又对老挝、盆蛮（在今老挝东部及越南莱州、山萝等地）用兵，夺取领土或迫使其入贡方物。[174]

后黎朝前期，越南文化水准获得提高。黎朝君主压抑佛教及道教，重视儒学（理学），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培养儒士任官，以及成为重要学者、诗人、文学家、史学家等等。在文学上，圣宗皇帝创立“骚坛会”，与臣下致力于诗作及诗评，遂蔚为文学流派。开国功臣阮廌以字喃写诗，他的《国音诗集》收录二百五十多首诗作。在史地研究方面，有阮廌的《舆地志》、史官吴士连的十五卷《大越史记全书》等重要著作。此外，在医学、数学方面亦有所成就。在艺术方面，歌、舞、音乐从李、陈两朝的基础上发展，㗰剧、嘲剧达到一定水准，得到民众欢迎。[175]

圣宗去世后，宪宗（1497─1504年在位）仍能达至文治。但其后的威穆帝（1505─1509年在位）、襄翼帝（1510─1516年在位）都恣行暴虐及荒淫无度，先后被贵族大臣所杀。襄翼帝死后，官员因拥立新君人选问题而发生争执，在京城内动兵相攻。各地有民众蜂起作乱，起事者陈暠一度入侵京师，黎朝廷臣将之击破，但又分成各派，互相攻伐。昭宗皇帝（1516─1523年在位）见局势混乱，召武将莫登庸入京，铲除各派，登庸乘机控制朝廷。昭宗图谋讨伐登庸，失败外逃，登庸立昭宗弟椿为帝（是为恭皇，1523─1527年在位）。最终，莫登庸擒杀昭宗，并于1527年（统元六年、明德元年）逼恭皇退位，登基为帝，建立莫朝。[176]然而莫朝建立时，未能有效管治全国，史称当时“天下惶惶”，甚至有“群聚为劫党”的乱象。[注 27][177]

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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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南北朝 (越南)和莫朝
 
1540年形势图，粉红色为北方的莫朝；南方的后黎朝（阮氏与郑氏掌权）为黄色；绿色地区是占婆衰败后的剩余领土
 
1540年，莫登庸亲到中越边境的南关隘迎见明朝使节，出降认罪及割地进贡。[178]本图出自《安南来威图册》，图中称登庸为“伪王莫登庸”
 
在越南哲学思想具重要历史地位的南北朝学者阮秉谦（右一）

莫登庸（即莫太祖，1527─1529年在位）夺取黎氏帝位后，有鉴于长期以来“制度稍弛”，乃在兵制、田制、官制等方面作出调整，“仿各前朝官制，依例编补充之”。与此同时，中国明朝注意到莫氏代黎的政局发展，并有意恢复黎氏。[注 28]登庸担心明人兴兵问罪，便向明人割让归顺州（在今中国广西）等地，又赠送金银财宝，以博取和好关系。[179]莫登庸为稳固权力，采用陈朝的太上皇制度，传位于儿子莫登瀛（即莫太宗，1530─1340年在位），登庸本人仍操纵实权。[180]但莫氏夺位引起效忠黎氏的清化守将阮淦（或作阮弘淦）不服，于1533年（黎元和元年、莫大正四年）拥立黎昭宗少子黎宁为帝，是为庄宗（1533─1548年在位），后黎朝恢复帝统。1543年（黎元和十一年、莫广和三年），黎氏攻取西都清化。后世将统治清化以南的黎氏朝廷称为南朝，统治山南以北的莫氏朝廷称为北朝，此一历史时期（1527─1592年）便被称为南北朝。[181]

北方莫朝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黎氏朝廷及其支持者时常向明朝控诉莫氏夺权，如1533年，黎廷派使入明，控诉“莫登庸僭乱，窃据国城”[182]；镇守北部边境宣光，忠于黎氏的武文渊亦在1537年（黎元和五年、莫大正八年），派人到明廷自述“与登庸相攻”，并提出“愿待天兵（指明朝军队）南下”，一同攻莫。[183]明朝遂有意对莫氏用兵。莫登庸有感难以抵抗，乃于1540年（黎元和八年、莫大正十一年）上书明朝，声言自己害怕明朝出军，愿意“投降”及割让土地。[注 29][184]明廷便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由莫登庸任“都统使”，让莫氏统治安南。[185]而南方的后黎朝名臣辈出，有阮淦、郑检（阮淦之婿）、冯克宽、梁有庆等人支撑。郑检招募豪杰，训练士卒，储备粮草物资，准备北伐莫氏。[186]

南北朝双方战事频繁，意在消灭对方。1559年（黎正治二年、莫光宝三年），郑检北伐，攻取多个地区，不料莫朝宗室将领莫敬典领兵直趋南朝首都清化，郑检见情况危急，唯有放弃占领区，回保清化。1570年（黎正治十三年、莫崇康五年），郑检去世，莫敬典领兵南下，郑检之子郑松指挥诸军抵抗，莫军不胜，粮尽而回。1573年至1583年年间，莫朝多次进攻南朝清化、乂安等地，但郑松致力坚守，莫军无功而回。因郑松威权日盛，南朝黎英宗皇帝（1556─1573年在位）意欲铲除，但反被郑松所弑，改立黎维潭为新君（即世宗，1573─1599年在位），郑松继续掌权。1592年（黎光兴十五年、莫洪宁二年），郑松攻破北朝首都昇龙（即河内），斩莫朝君主莫茂洽（1562─1592年在位），后黎朝迁回旧都昇龙，北方莫朝终结。其后，郑松扫荡莫氏残余势力。[187]而莫敬用、莫敬恭等仍控制高平，后黎朝曾于1598年（黎光兴二十一年）出兵高平，战败，同时因明朝调停，使高平成为莫氏及其拥护者的聚集地，其他地区的拥莫反黎活动亦逐渐减少。[188]

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界有著名人物阮秉谦。阮秉谦为莫朝状元，因不满莫氏朝廷奸臣横行和分党结派，乃隐居办学。[189]他的学说将儒学（宋代理学）和道家思想互补互用，融合而成；对当时社会现象，阮秉谦常以易学里的相生相克、机缘造化、阴阳变化等原理来作解释，因此具有神秘色彩。[190]阮秉谦在越南哲学、思想史具有相当影响力，后世对他有“安南理学有程泉（指阮秉谦）”[191]、“诚南国至人哉”等评价。[192]

后黎朝后期及郑阮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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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阮纷争、郑主和阮主
 
郑氏（淡紫色部分）与阮氏（黄色部分）对峙形势图

1592年，后黎朝大将郑松击破北方莫朝，黎氏朝廷重返昇龙。此时郑松权势炙手可热，自任“都元帅总国政尚父平安王”，掌握官吏任免、征税、抽丁、治民等权，地位世袭，人称“郑主”，黎皇只负责临朝听政及接见使节[注 30][193]，后世史家以“黎氏为皇，郑氏执政”来形容此一局面。[194]越南南部则由阮氏家族控制，早在黎莫南北对峙期间，黎朝大臣阮淦之子阮潢因见郑检猜忌自己，便自请出镇顺化，时为1558年（天祐二年）。阮淦在顺化积极经营，争取人心，到日后发展成“阮主”政权。[注 31][195]及后于1593年至1600年期间（光兴十六年至弘定元年），阮潢协助郑松扫荡莫氏势力，但仍被郑松所忌，适值朝中官员纷纷征讨郑松，阮潢乃向郑松诈称协助讨贼，乘机返回顺化，派军把守广南，控制南方。阮潢又将女儿嫁给郑松之子郑梉，结成姻亲，寻求和好，但郑阮对峙之局已形成。[196]

 
𤅷江，经郑阮七次交战后成为双方交界

郑阮两派在1627年至1672年期间进行了七次交战。第一次（1627年，永祚九年）、第二次（1630─1633年，德隆二年至五年）、第三次（1635─1643年，阳和元年至九年）及第四次（1648年，福泰六年）交战，为郑主策动南征，但都被方阮主击退。其后阮主发动第五次交战（1655─1660年），反击郑主，阮军一度夺取兰江（即大江）以南的奇华、石河等七县，郑氏将领郑根等奋力抵抗，收复失地。第六次交战（1661─1662年）中，郑主郑柞挟黎神宗皇帝南征，但未能获胜，粮尽而回。第七次交战（1672年），郑主再挟黎嘉宗皇帝南下，但始终未能攻灭阮氏。最终，双方划定𤅷江为界[197]，郑阮各管一方之局遂定，史称“自是南北弭兵”。[198]

北方郑主及南方阮主均致力经营其割据地。郑主为求兵源稳定，采“优兵”和“一兵制”抽调兵丁[注 32]，分别防守京师昇龙及各镇，是为郑氏重要基石。在官制、刑律方面依照后黎朝制度调整而成。在教育上仍重儒学，重定科举规则，并特设“武学堂”。经济方面按唐朝租庸调法而加以斟酌修改，另又开设多种税项，开采矿产，铸造货币，统一度量衡。[199]郑氏又肃清北部的割据势力，1677年（永治三年），高平割据者莫元清参与云南吴三桂反清，郑氏乘其不暇袭取高平。[200]与此同时，宣光镇守将武公俊作乱，“一方之民为之骚动”[201]，郑氏在1689年（正和十年）得到清朝云南总督协助，执获武公俊。[202]在18世纪，北部有多次反郑事件，起事者包括后黎朝宗室、朝臣、农民等等，但都被郑主所平。[203]在对外方面，郑主与取代明朝的清朝建立宗藩关系，双方在1660年代开始互派使节，郑主派使赴清朝贡，清廷册封黎氏君主为“安南国王”。[204]其后双方持续友好，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先后赠送“忠孝守邦”[205]、“日南世祚”[206]、“南交屏翰”[207]的题字及扁额给黎氏朝廷，以示重视对越关系。

 
越南自1471年向南扩张的历史进程，青绿色到淡蓝色是广南阮氏扩张的领土

南方阮主创设自身的统治架构。其政权有“三司”（差司、将臣吏司、令史司）及知县知府等官署；阮主设立科举，并亲自主持；建立武备力量，整顿军队，设大炮铸造厂、射击场等架构；设立赋税、矿税、进出口税等，以维持阮主财政。[208]对外方面，阮氏政权在印支半岛扩张，于1697年（正和十八年、阮福淍七年）略取占人所余土地，设平顺府 [209]，占城国至此灭亡。[210]1698年（正和十九年、阮福淍八年），阮将阮有镜夺取高棉（又作高蛮、高绵、高绵）辖下的湄公河三角洲，设置嘉定府以作统治，西贡（又称柴棍，今胡志明市）等地遂入越南版图。[211]1708年（永盛十年、阮福淍十八年），高棉国所属的河仙（又作河仙，今坚江省）领袖鄚玖向阮主称臣。[212]此外，阮主曾于1702年（正和23年、阮福淍十二年）遣使到广东，请求清朝册封，但不果。[213]

 
17世纪，西方传教士创制越南的国语字

欧洲葡萄牙、法国等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从17世纪初开始约二百年间，到越南进行传教活动，代表人物有法国人亚历山大·罗德。传教士利用罗马字制成越南国语字，加以使用，是为越南日后的重要书写系统。[214]17世纪下半期，欧洲天主教徒在㕊宪（即兴安市）、会安等地贸易和布道，但郑主、阮主均对布道活动加以抵制。[215]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明清鼎革，大批中国移民涌入越南，郑主在其治下地区要求中国移民遵守越南法律及风俗习惯，不能随意改变居住地；南方阮主则较为宽松，让移民入住、经商，并享有自管权，因而在顺化、会安等地有“明乡社”的出现。[216]

踏入18世纪后半期，南方阮主政治败坏。1771年（黎景兴三十二年、阮福淳七年），归仁西山邑发生阮岳、阮惠、阮侣兄弟起事（史称西山起义），打击阮氏政权。西山阮氏联合郑主，于1774年（黎景兴三十五年、阮福淳十年）攻破富春（即顺化），次年（1777年，景兴三十八年）击杀阮氏太上王阮福淳、新政王阮福旸，颠覆阮主政权，阮岳于1778年（黎景兴三十九年、西山泰德元年）称帝，阮主势力剩下阮福映继续抵抗。[217]此时，北方郑主政权亦呈现衰象，“将惰卒骄”[218]，阮惠乃北征郑氏，于1786年（黎景兴四十七年，西山泰德九年）击败郑军，郑主郑棕自杀，昇龙落入西山阮氏控制之下。[219]郑槰继位为末代郑主，但与黎昭统帝（1787─1789年在位）内哄，在位仅一年余便出逃，郑氏政权终结。昭统帝企图恢复权力不遂，于1789年（昭统三年）逃入中国，后黎朝灭亡。[220]

 
越南妇女传统服装越式旗袍，起源自阮氏政权治下的越南南方

后黎朝后期虽长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但文化方面仍有所发展。在文学著作方面，重要的有笔记小说《公余捷记》（武方堤撰），该作品被誉为“篇幅大、思想艺术成就高，而且影响深远”。[221]此外有《传奇漫录》（阮屿撰）[222]、《皇越春秋》（作者不详）等汉文小说。[223]越南的传统服装越式旗袍，有学说认为源于阮氏治下的南方，因阮主为求区别北方妇女穿裙和南方妇女穿裤的习俗，乃命人加以设计，并融入中国旗袍和占族服装风格，而形成此一服饰。[224]

西山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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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西山朝
 
阮岳像
 
阮惠像

“西山朝”[注 33]为18世纪晚期归仁西山邑阮氏三兄弟所创。1771年（景兴三十二年、阮福淳七年），阮氏兄弟发动起义，先后灭阮主、郑主、后黎朝，横扫全国。阮岳于1778年（黎景兴三十九年、阮岳泰德元年）称帝（1778─1793年在位），后又自称“中央皇帝”，居于归仁。[225]阮惠亦于1788年（黎昭统二年、阮岳泰德十一年、阮惠光中元年）称帝，驻于富春（顺化），年号光中，故被称“光中帝”（1788－1792年在位）。[226]

西山阮氏政权讨灭阮主、郑主、后黎朝后，又陷于连番内外战事当中。阮主政权虽已被灭，宗室阮福映仍致力对抗西山。1782年（景兴四十三年、阮岳泰德五年），阮惠在嘉定府的芹蒢海口（今胡志明市芹蒢县）迎战阮福映，西山军击毙阮福映军中的法籍战船船主，战胜旧阮军队。[227]1784年（景兴四十五年、阮岳泰德七年），阮福映得暹罗援助，与西山军爆发沥涔𣒱蔑之战，阮惠率军“水陆掩击”，击退暹兵。[228]西山阮氏兄弟因内哄而相攻，1787年（黎昭统元年、阮岳泰德十年），阮惠攻打阮岳，“直捣归仁，围之数月”，阮岳见形势不利，在城上向阮惠“相向恸哭”，双方讲和罢兵。[229]1788年（黎昭统二年、阮岳泰德十一年、阮惠光中元年），清朝乾隆帝因黎昭统帝前来求助，派兵入越，亦被阮惠击退[230]，乾隆帝乃下谕清军“酌量情形迅速撤回”[231]，阮惠亦有感清朝强大，不敢抵抗，就派使入清请求册封，乾隆帝封他为“安南国王”。[232]

西山朝的阮惠在治国制度上，设三公、三少、大司徒、大司寇、大司马等中央官职，在地方上设镇、县；在科举制上，阮惠命以字喃出题及作答；又编造人民簿籍，向人民派发“信牌”以作管理。[233]

 
百多禄像

“旧阮”在阮福映领导下逐步争夺越南政权。1787年，阮福映获法国人百多禄协助，与法国政府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内容包括阮氏以割让土地为条件，换取法国军事支援[注 34][234]，后来法国政府虽未有履行，但百多禄仍自行筹集人员及弹药以助阮氏。1789年（黎昭统三年、阮岳泰德十二年、阮惠光中二年），阮福映夺取嘉定城一带，在这里发展农业、商业，整顿武备，以征讨西山。而西山朝又发生内哄，1798年（阮光缵景盛六年），阮惠之子景盛帝与阮岳之子阮宝不和，景盛帝杀阮宝。阮福映乘西山内部斗争，于1799年（阮光缵景盛七年）攻取归仁，1801年（阮光缵宝兴元年）击败景盛帝军队，夺取富春（即顺化）。1802年（阮光缵宝兴二年、阮嘉隆元年），阮福映在镇宁之役重挫景盛帝，西山残兵仅“什存其一”。[235]阮福映乘胜追击，连克清化、昇龙等地，擒景盛帝，西山朝亡。[236]

阮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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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阮朝
 
嘉隆帝阮福映像

1802年（嘉隆元年），阮福映灭西山朝即位，改年号为嘉隆（是为阮世祖，又称嘉隆帝，1802─1819年在位），建立阮朝。

由于黎末以来的大动乱，社会残破，嘉隆帝曾说“一切民情国计，筹画方殷”[237]，致力恢复经济，重建封建架构，稳固政权。嘉隆帝釐定丁税、田税，在歉收之年可酌情宽减。在政治架构方面，嘉隆不设宰相，以六部管诸事，在全国各地分设二十三镇及四营，每镇挑选兵丁以作防务，君主委任亲信担任长官，称为“五军都统”。法律方面，嘉隆颁行《嘉隆法典》（即《皇越律例》），以维护社会秩序。此外又实施科举，尊重儒学，奖励学术，促进教育事业。[238]明命帝时（1820─1840年在位）对中央及地方的官僚系统再作修订，中央设内阁管领诸事，又效法宋朝枢密院及清朝军机处而置机密院，处理重大政务，又划定九品正从官制；改地方各镇为省；对少数民族采取“流官制”，由朝廷派员监督酋长言行。阮朝自嘉隆帝便推行君主集权制，以“四不”为其统治模式，即不设宰相、不选拔状元、不立皇后、不封赐王爵给皇族以外人士。立法、司法、监察、军政、执法之权均操于皇帝。[239]

 
越南阮朝时期疆域（本图以右方为北，左方为南。录自《大南一统志》卷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交方面，阮朝恢复与中国清朝的宗藩关系，与法国从交好到交恶，在印支半岛则积极增加影响力。嘉隆帝立国之始，便派使到清，求封为“南越国王”[4]，清朝嘉庆帝不认同“南越”二字，改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于是开始以“越南”为国名。[240]详情见下。

对于法国，因嘉隆帝曾在开国战争中求助于法人，故此阮朝初年优待朝中的法籍人士，并让法国商船到越南贸易。但对于《越法凡尔赛条约》，嘉隆则称法国政府并未履行为由而作废。[241]明命时，禁止欧洲传教士在越南传教，越法关系转差，[242]，法人便对明命有所不满，批评他“将法国人的恩惠抛之脑后，与欧州人为敌”。[243]对印支半岛上邻国高棉（又有真腊、高蛮等名称），阮朝继承阮主时期的入侵政策，嘉隆时期便迫使其成为朝贡国，由阮廷册封高棉国王。[244]暹罗（今泰国）亦企图干涉高棉内政，嘉隆乃派军进驻高棉，由其亲信黎文悦负责率领，又在南荣（即金边）修建城池，以“詟服”暹人，达至阮朝“保护”高蛮的目的。[245]到明命时改变高棉的行政区划，使之同化于越南。[246]此外，明命又与暹罗国争夺老挝国土，经多次用兵后，阮朝将国界扩张至湄公河，与暹罗接壤。[247]绍治帝时因南掌寇边，阮廷采取“民聚地辟，边备日完”的方针，在边地增设官署，招募兵勇、土民、清国商人开垦该区及防范南掌。[248]基于阮廷的积极经略，其领土有所扩张，史称阮朝“奄有安南，一统舆图，幅𢄙所暨，南抵暹、腊，北夹清国，东至海，西逾哀牢。”[249]

对于外商及对外贸易，阮朝有相关措施。如据《大南实录》载，嘉隆帝规定，外国商船在嘉定经商离开时，官府须对船上每人卖给一百斤米，代价为每人三缗钱。[注 35][250]明命时，有意招俫外商，乃对外来商船酌量宽减税项，以示“柔怀远人”。[注 36][251]

 
阮朝兴建的重要建筑物顺化紫禁城

阮朝统治时期，文化发展蓬勃，当时士大夫自诩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甚至认为越南是“华”非“夷”。[注 37][252]阮朝文学得到长足发展，代表作品有阮攸编撰的《金云翘传》，该作品运用字喃及越南独有的“六八体”写成，语言优美，在越南文学史占重要地位。[253]阮朝汉文小说盛行，出现多个类型的作品，著名的有历史演义类《越南开国志传》（阮榜中撰）、《皇黎一统志》（吴俧撰，吴悠续，吴任辑编），传奇类作品《新传奇录》（范贵适撰），笔记小说类作品《见闻录》（武贞撰）、《桑沧偶录》（范廷琥、阮案撰），志怪类《慈廉县李天王事迹》、《士王事迹》（作者不详）等等。[254]女性文学有著名诗人胡春香，其作品具有捍卫女性尊严、批判封建道德的思想。[255]在史学方面，有《皇越一统舆地志》（嘉隆时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嗣德时修）、每代纂修的《大南实录》，以及潘辉注所撰的《历朝宪章类志》等等。[256]在建筑方面，阮朝国都顺化京城（即富春）模仿中国北京城的规划，皇宫紫禁城亦参考中国紫禁城兴建，规模约为其四份之三，在后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57]

阮朝有多次民众起事。据越共学者指出，起事原因有西山派报复、少数民族起事、农民遭剥削而不满、黎朝旧贵族号召“扶黎”、封建派系矛盾等等。据统计，嘉隆年间（1802─1819年）有民众起事五十次，明命年间（1820─1840年）有二百多次，绍治年间（1841─1847年）有将近五十次，嗣德年间（1847─1883年）有十次。当中较大型的有潘伯鑅起事（1821─1827年），从北圻发展到太平、南定、清化等地，明命调动中、北部各地军队才将之击破；南部有黎文𠐤的起事（1833─1835年），一度占据嘉定及南圻六省。这些起事虽终被镇压，但却使阮朝统治备受打击。[258]

 
1883年，阮朝与法国政府签订《顺化条约》

自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西力东侵，阮氏朝廷也感到“夷狄猖狂”。[259]明命以来法越关系转差，阮朝遂遇上西方列强挑战。1847年（绍治七年）农历正月，法国派员到越南要求撤消禁教，当其舰只驶到沱㶞时，以为越人有意施袭，于是开炮轰击，击沉越南战船五艘。事后阮廷加强海防，在广南设镇洋七堡。[260]同年，英国派军舰到沱㶞，向阮廷呈交文书，但阮廷拒收，就在争持之际绍治帝得病去世，嗣德帝继位（1847─1883年在位）。[261]嗣德年间，法国逐步进犯越南，从1856年（嗣德九年）起进攻沱㶞及嘉定等地[262]，是为“法人取越南之滥觞”[263]。1861年（嗣德十四年）法军在对华作战后全力进侵南圻。[264]1862年（嗣德十五年），迫使阮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边和、定祥、嘉定等地给法国。[注 38][265]在法国军事压力下，曾有改革志士阮长祚向嗣德提出学习西方技术、改善政府素质等方案，虽得嗣德帝注意，但遭朝中官员反对，并随着阮长祚去世而作罢。[266]1867年（嗣德二十年）法国出兵侵占南圻西三省（安江、永隆、河仙），又于1873年（嗣德二十六年）攻陷河内[267]，当时虽有中国黑旗军刘永福援越抗法，在河内大败法军，击毙法国将领安邺，使法军“胆破心寒”[268]，但越南官员却态度消极，正如越共史家陈辉燎指出：“法军前进到什么地方，那里的阮朝官吏就望风归降。”[269]1874年（嗣德二十七年），越法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其内容为法国承认越南的主权及独立，而阮朝须承认整个南圻为法国领土，并开放河内、施耐汛（即归仁市）等地为通商口埠，法人既夺得领土，又取得在越南境内来往、经商之权。[注 39][270]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法国再次出兵，攻打河内，次年（1883年，嗣德三十六年、协和元年、建福元年）占领顺安港，迫使阮朝签订《顺化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注 40][271]就在阮氏朝廷向法人节节退让的同时，清朝与法国就越南问题展开中法战争，越南境内亦掀起激烈的反法斗争。[272]

法占越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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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越南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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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法战争和法属印度支那
 
清法双方军队在谅山鏖战

法国意图在印支半岛（即中南半岛）争夺殖民地，控制整个越南，为此与越南宗主国清朝爆发了清法战争（1883年至1885年）。早在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法国攻打河内时，阮廷就派员到中国求援，清朝派军进入北圻的北宁、山西等地，并有黑旗军协助越人。第一次《顺化条约》签订后，顺化阮氏朝廷指示北圻官员不许抗法，但北圻官员不甘，而决心与中国军队抗法。[273]中法战事爆发后，1883年（嗣德三十六年、协和元年、建福元年）年底，法军在山西击退黑旗军[274]，次年（1884年，建福二年）年初在北宁击败清军[275]，又派军舰到台湾基隆作侦察活动[276]，清廷为求与法国“永敦和好”，乃派大臣李鸿章与法方签订《中法简明条款》，清廷愿意撤军及放弃干预法越事宜。[注 41][277]法人又与顺化朝廷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重申越南为法国保护国。[278]但不久清法双方军队再起冲突，是为“观音桥之战”（又称“北黎事件”或“北丽之战”），战事再起。[279]法军从海上进攻，重挫清朝福建舰队[280]，次年初（1885年，咸宜元年，同庆元年）攻至台湾基隆[281]、澎湖等地[282]。在陆上，清军一度失利，但老将冯子材于镇南关之役大败法军[283]，法军见清军数量大、自身弹药已尽而撤出谅山[284]，此战失利令法国茹费理政府“不再有多数的支持”而下台。[285]然而清廷无意持续战事，据当时在中国任官的英人赫德披露，清廷“始终不愿战争，准备谈判”。[286]清法两国遂签订《中法停战条件》，同意履行《中法简明条款》及“即行停战”。[287]清廷指示中国军队因条约已订，且虽在北圻获胜但澎失台危，故必须撤回。[288]越南从此不属中国朝贡国，归法国统治。

反法勤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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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运动的参与人物之一潘廷逢

法国夺取阮朝主权之际，越南朝野爆发勤王运动。1885年，阮朝宗室将领尊室说与咸宜帝离开顺化抗法，颁布诏书呼吁国民“勤王一念，率普同然”[289]、“歼仇敌忾，谁无是心”[290]，反法斗争蔓延“南北两圻诸省”。[291]咸宜帝终在1888年（同庆四年）失败被俘[292]，各地民众仍有起义，声势浩大，如范澎等领导的巴亭起义（1886─1887年）、阮善述荻林起义（1885─1889年）、宋维新雄岭起义（1886─1892年）、潘廷逢香溪起义（1885─1896年）等。越人的勤王运动虽激烈，但缺乏领导组织，且地域及派系分散，而法国殖民政府为平息起义，成立镇压机构、建立兵营、组成军队（越共著作称之为“伪军”）及税务所，以调整自身实力。最终，各地起义军被法国殖民政府所镇压。[293]

法国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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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殖民政府的统治架构，初期的最高长官为总监督（Résident-général，又译统监、钦使大臣、总公使），驻在顺化[注 42][294]，其下有北圻设统使、中圻设钦使。1889年（成泰元年）废总监督，改为在南圻设统督、北圻设统使、中圻设钦使，各圻有不同的统治制度，分而治之。在阶级制度上，借着封建地主管治人民。法国占领越南、柬埔寨、老挝后，于1887年（同庆二年）合并三地为“印度支那联邦政府”[295]，对柬、老进行“越南化”政策，派驻越籍官员及军警，又鼓励越南人移民到柬、老。[296]在军事上，起用越籍士兵，充当正规军及地方军。越共学者指出这是“以越南人打越南”，且越籍士兵薪金较法籍士兵少，可减省经费，并有效补充兵员。[297]

在文化政策上，殖民政府于1906年（成泰十八年）起在乡村推行小学教育，以越南国语授课，但当时越南民众仍较多接受私塾教育。1910年代，废除科举。殖民政府进行东方学研究，1899年（成泰十一年）在河内成立法国远东学院，对印支古代文化，如高棉、占婆的研究都有所成就。[298]此外，有部分越南民众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养成抽鸦片、酗酒的习惯。[注 43][299]

在社会经济方面，殖民政府发展水电及交通运输业，号召法国资本家到印支投资经营，但着重商品输出而非资本输出，因而工业、商业发展并不发达。殖民政府在越南开采的资源，如北圻的煤、南圻橡胶，大部分输出到外地或法国，只有很少供给印支本地使用。[300]越南大片土地被殖民政府透过掠夺和强迫买卖等方式夺得，以成立庄园或转给亲法的官僚地主。学者指出这是“沿用封建剥削方法，盘剥越南农民”。[301]此外，当时越南人须承担相当繁多的税赋。[注 44][302]

殖民政府为便于输送货物和原料，进行多项交通建设，如南圻巴色河、同耐河和北圻红河、太平河的内河航道、西贡─美萩铁路、河内─谅山铁路、河内─荣市铁路、沱㶞港─东河铁路、西贡─芽庄铁路、滇越铁路等，由法国资本家独揽经营。[303]当中较有名的滇越铁路，据法国人记述，其修筑目的是法人看到中国云南资源丰富，便有意“利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地理优势策划进入云南的通道”。[304]

 
法国统治时期的河内

在法属期间，越南社会面貌有所变化。越共史家指出当时的发展：“在农业经济落后的同时，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出现了。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交通比过去方便了，各个市镇的商业也繁荣起来了。”[305]在大城市，可见到西方文化及新事物传入，据法人记录，西贡有大型酒店、教堂、现代化剧院等设施[306]，河内有甚具规模的新商场，“可与巴黎的大商场媲美”。[307]

革命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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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佩珠像
 
胡志明像

虽然19世纪晚期的勤王运动失败，但越南民众仍不甘于法国统治。时人对殖民政府多所抨击，指责政府上下人员为非作歹[注 45][308]；殖民政府政策未能利民，相反是搜刮民财[注 46][309]；越南人民备受酷刑、重赋、知识闭锢之苦[注 47][310]。越南民族主义份子在海内外进行反法活动，代表人物有潘佩珠及胡志明。潘佩珠科举出身，1904年（成泰十六年）组成维新会，希望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905年（成泰十七年）起流亡海外寻求协助，撰写《越南亡国史》一书，后遇到孙中山，研究革命方法，成立越南光复会等组织，策划革命，[311]1925年（启定十年）潘佩珠在上海被捕，法国殖民政府将之押回越南及终生软禁。[注 48][312]。胡志明早年到国外接触共产主义，1924年至1927年（启定九年至保大二年）期间在中国广州透过《革命之路》及《青年报》等书刊，把马列主义传到越南。1930年（保大五年）受苏联共产国际委托，在香港组建越南共产党（后曾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313]，提出“打倒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越南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和“使印度支那完全独立”等口号。[314]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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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占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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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和越南帝国
 
日本军队进驻西贡
 
保大帝像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南卷入战争当中。当时侵掠中国的日本军队，觊觎东南亚印支一带的橡胶园、油田等资源，并为了阻截英、美透过法属印度支那运军需品给中国，便欲使印支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而法国在二战初期被德国攻占，印支殖民政府亦力量薄弱，日本便趁机进军。[315]起初，日本在1940年（保大十五年）向殖民政府提出停止运送物资给中国重庆政府、允许日军经越南北部调兵入华南、驻军在东京（北圻）等要求，殖民政府自知难以抵抗而顺从，但日军仍于该年9月进袭谅山，击败法军[注 49]，殖民政府不敌，只得让日本在印支据有支配地位。[316]殖民政府的处境，正如越共史家陈辉燎的说法，是法国已向纳粹德国投降，既想“死死抓住印度支那殖民地”，又向日本节节退让。[317]此后数年间，印支本土民众、法国殖民者，及日军三方处于互相制衡的状态。[注 50][318]

日军取得支配地位后，为达到其战事需要，在越南大规模搜刮粮食，并将大片农地改种蓖麻和各类可用于军需的纤维植物（如棉花、黄麻、桑树、苎麻等），造成严重饥馑。[319]日本的入侵激起越人反抗，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41年（保大十六年）组成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旨在推翻法、日的统治。[320]1942年（保大十七年），印支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在中国境内联系抗日革命者时，被重庆政府所捕，囚禁一年余，其间写有诗集《狱中日记》[321]，当中诗文如《读蒋公训词》里的“百折不回向前进，孤臣孽子义当然”，反映了其思想感情。[322]1944年（保大十九年），越盟得到美国承认，站在盟军一边，越盟负责提供情报，盟军给予武器支援。[323]

三九政变及八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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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保大二十年）初，日本在菲律宾战况极为不利[324]，担心法国殖民当局会协助美、中进入印支，且发现有法国官员向盟军提供情报，遂策划政变铲除法国势力。[325]3月9日，日军在印支各地同时进攻法军，是为三九政变。据法国政要戴高乐忆述，他先前就预见日方会突袭，并“希望在印度支那打起来”，因为这有助法国日后讨价还价。[注 51][326]最终，日军夺取法属印支，支持阮朝保大帝成立“越南帝国”，由陈重金（即陈仲金）任总理，实由日军操纵。[327]但日人未能建立完整的统治机构，使越南共产党可乘机发展势力[328]，日本学者白石昌也指出：“排除了法国殖民地支配者及其军队之后，独立同盟的活动比以前更加自由，势力显著伸展。”[329]同年5月，越共组成越南解放军，由武元甲等担任司令部工作。[330]越盟拥有武装后，在北部地区积极活动，据日本二战军人服部卓四郎记述这使日军第38军对美军作战时“备受牵制”。[331]8月，日本宣布投降，越盟发表呼吁国民趁着日军瓦解之际，发动总起义将之推翻[332]，是为“八月革命”。9月2日，越共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建国。[333]

南北越对峙及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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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越战争及南北两越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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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越战争和越南民主共和国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1945年“八月革命”，胡志明在河内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从“日寇”夺回政权，现要废除君主制、脱离法国统治，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注 52][334]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全国。盟军在二战结束后，决定由中华民国接管越南在北纬16度以北地区，以南由英国接管，其后法国有意重建殖民统治，回到南越。

在此同时，尽管中国国民政府成为同盟国代表，前来解放日占越南，北越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反中情绪浓厚，认为可先利用与法国合作摆脱中国势力[注 53][335]，而法国戴高乐政府并不愿承认北越独立[336]，但基于合作需要，乃与北越在1946年3月达成妥协，法国容许北越是印度支那联邦、法兰西联邦内“拥有自己的政府”国家，而北越则允许法军前往河内取代中国军队，并在将来透过投票决定法军应否撤出越南。[337]

其后法国态度转趋强硬，更在1946年11月底炮轰海防，法越战争（又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遂告爆发。[338]1949年，法国支持保大帝成立政权，获得美、英承认。北越则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支援。[339]1950年，北越在越中边境战役击败法军，扩大和巩固了越北根据地，又在中、南部打击法国势力。[340]1953年11月，北越军攻取西北部的莱州，法军将领纳瓦尔派援军到奠边府支援[341]，但这些部署，有分析指“平白把精锐部队摆在远离任何战略意义的位置，浪费了可用之兵”，而且法军并未料到北越军配备了中共的大炮，因而低估敌手。[342]此时，美、法、苏、中、北越等国为解决纷争，在1954年初召开日内瓦会议，中共提议北越先在奠边府争取军事胜利，以便在谈判中占优。[343]3月，北越军在奠边府攻击法军，是为“奠边府战役”，到5月北越军控制当地，法军投降。[344]战后，各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协定，同意在越南中部划分军事分界线“一七线”、尊重越南独立统一及举行全国选举。[注 54][345]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法国失败后，发表“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共产主义阵营在印支得胜后将会扩展势力，威胁日本、印尼等地，美国不得不介入。[346]南方保大政权的内阁总理吴廷琰亦以其亲美抗共的方针，获得美国政府支持。1955年10月，吴廷琰罢黜保大，成立越南共和国（又称为南越或西贡政权），出任总统，拒绝举行全越大选[347]，法、英、苏等国亦不再坚持大选，美国则支持吴氏立场。[348]越共对南方事态发展甚为不满，声称要“大力展开斗争”。[注 55][349]

北越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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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盟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期间，越盟本着“助人如助己”的方针，派军到广西配合中国共产党作战。[350]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越共便发出电贺，贺文称两国是“数千年历史的兄弟关系”，要共同“保卫世界的民主和持久和平”。[351]越盟从中共取得武器援助，击败法国控制越南北部。并得到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各国承认其政权。在国内施政方面，越共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分配土地给农民，要求曾超额征收佃租的地主按时还租。但因政府中不少干部人员能力及经验不足，加上政策对部分地主处置不当，一度出现混乱，北越政府乃加强培训干部及纠正谬误。[352]50年代后期，矿工业、商业部门都基本上被国有化，大规模的栽培园收归国有，土地大多数归农民私有。60年代，为防止农村出现资本主义及有效分配资源，而设立互助社、合作社等单位，使农业发展集体化。[353]在文化思想方面，北越在1956年展开“百花齐放”，让知识分子评论政府施政，但到1958年开始禁制批评言论。[354]在教育方面，北越有鉴于越南文盲人口高，占全国95％，便设立平民学务司推行教育，鼓励人民“首先要能写国语字，才能参加建设国家的工作”，务求大力扫盲。[355]其效果据北越政府总理范文同在1970年所述，当时的北越已摆脱文盲状态，每三人就有一人上学，大学生在该年约有76000人，比“旧制度”时整个印支增加120倍。[356]

南越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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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越南共和国
 
南越总统吴廷琰（或讹作“吴庭艳”）会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南越在吴廷琰主政时，积极争取外国支持。吴氏曾说：“一切毁誉，我都不把他放在心中。……但，国际友人应该正视南越的实际政治，勿为谎言所惑。”从1957年起，吴氏进行连番外交访问，走访美国、泰国、澳洲、韩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寻求与国，提高南越国际地位。[357]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亦获南越政府邀请，派遣“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协助南越政府建立政战制度。[358]而南越的盟友当中较重要为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致信吴氏，承诺美国会援助南越，并能“更有效地运到越南，以及更有助于越南政府（南越）的繁荣和安定”。[359]1955年至1959年间，美国对南越投入1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技术、物资援助及派出军事顾问，协助建立美式军队。但当时的南越吴氏政权具有“家族政府”色彩，对异己、异教徒（天主教以外宗教）加以取缔，因而危机四起，1960年开始有军事政变及游行示威。[360]1963年，发生佛教徒危机，顺化发生陆军动用化武镇压民众的动乱，西贡亦有释广德法师自焚抗议政府、查抄舍利寺等事件，但政府仍态度不仁，这同时引发南越民众和美国对西贡当局的不满。同年11月，再有军事将领发动叛变，吴氏被杀，美国亦在兵变前的243号电报中表示了不阻止政变的立场。事后，各派将领相继夺权[361]，最终由将领阮文绍上台，并于1967年获选总统。[362]

贪腐问题进一步削弱了南越国力。据前南越领导人物阮高祺忆述，当时贿赂行为相当公开，这些财富最终却“溜进吧女、女鸨、绑票者、药贩子的口袋中去了”。[363]因贪污腐化之风持续盛行，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府威信受到质疑。[注 56][364]南越政府管治困难的同时，还有由北越组成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亦译作“全国解放阵线”，简称“民解”），策划行动，对抗南越政府。[365]

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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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越南战争和越南非军事区
 
美军在越战中出动轰炸机

1964年，因美国介入而使越南战争（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扩大。该年8月，美国声称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北部湾（又称东京湾）被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国遂决定作战，是为“北部湾事件”。据美国学者萨德赛指出，在事前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就不想对共产阵营显得太“软弱”，事件发生后便以国会授权及全国共识作后盾。[366]在战事中，美军采取“搜寻与歼灭”、轰炸、使用化学品（橙剂）脱去树叶、心理战等战术，对付北越及民解军队，但未能取得实质成果。战争对越南民众造成大灾难，出现大规模逃亡潮，有统计指西贡在越战时从二百万人口急升至七百万，形成巨大社会经济压力，单是沦为娼妓的少女就达四十万之多。[367]1968年初，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在短时间内进攻南方各城市、政府机关及军事基地等，沉重打击美军及南越政府。[368]美国反战的声音逐渐高涨，如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克理福指出美国人的信心受到很大动摇，并质疑南越政府的规律、机智及恢复民众秩序的能力。[369]美国反战人士主动到北越访问，如在1968年5月24日，美国大学生组成代表团访问北越；1969年12月12日，反战机构“美国妇女为和平而斗争”访问北越。[370]越共为配合战争发展，在柬埔寨、老挝活动，透过胡志明小径运送物资，美国便把战事扩展至柬老两国，打击共党活动。[371]

 
《巴黎协议》的签订

1969年，美国政府有感战况胶着，便采取战争“越南化”政策，逐步撤军，由南越军取代战斗任务。[注 57][372]但北越指斥此一构想为美国延长战争、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计谋。[注 58][373] 而南越方面的军队战斗力及士气，也因美军撤走而下降。[注 59][374]1973年1月，北越、临时革命政府（民解组成）、南越、美国透过谈判，达成《巴黎协议》，规定就地停火、驻越美军全部撤出。[注 60][375]两年后的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击败南越政府，进占西贡，解放各省并统一全国。[341]在越南战争中，导致逾三百万越南人死亡。[376]

1975年全国统一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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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初期的内外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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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越南和1979年中越战争
 
1970年代起，不少越南难民逃离出境

北越统一全国后，于1976年解散南方民解的临时政权，组成全国政府，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377]越南在越南共产党（曾使用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等名称）统治下，采行一党专政模式，取缔其他政党。[注 61][378]为实现共产主义，越共政府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年），但该计划过于激进，试图跳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不切合本国社会经济落后的事实，且权力过度集中，所有经济活动都由国家管理，地方领导及私人企业缺乏发展空间。[379]“第二个五年计划”与“第三个五年计划”（1981至1985年）接连失败，同时又打击资本家和华人，以致出口锐减、外债增加、消费品匮乏、通货膨胀，民众生活艰苦。[380]从南越败亡时起，不少越南民众逃亡出境，对其他国家及地区带来沉重负担，逃到美国的越南难民，从1975到1991年每年数以千计至十万计；[注 62][381]香港自1975年以后有二十万越南船民及难民到来寻求庇护，香港以“有秩序、和平与符合人道”的方式，陆续将约十四万名难民安排移民海外，约六万七千名遣返越南，约一千三百多名获香港收容，到2000年才关闭所有越南难民中心。[382]

越南统一后，外交形势出现波折。1977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同时又加强与苏联合作，对印支邻国加强影响力，与老挝（即老挝）缔结《越老友好合作条约》以发展“特殊关系”，又在1978年全面出兵柬埔寨（是为柬越战争），占领该国，支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中国则反目成仇，1979年因边界问题爆发中越战争[383]，中国军队在该年攻入谅山等地，逼近首都河内，越南政府加紧防御，中国声称这次“自卫还击”行动已“达到预期目的”而撤军[384]，但此后约十年间，越南和中国处于敌对状态，时而兵戎相见。[注 63][385]

革新开放与外交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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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革新开放
 
现代胡志明市的繁荣景象。越南经济自革新开放后得到发展

1986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参照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推行“革新开放”，发展多元化商品经济，以宏观管理的方式发展经济，革新措施包括改进农村家庭承包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将国企推向市场、控制通货膨胀、增加外贸出口、吸引外资、发展私营经济等等。[386]

越南逐渐摆脱外交困境。1991年苏联解体，越南失去苏联支持，并被国际孤立；中国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国际制裁，与美国关系降至冰点。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访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洽谈，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387]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与各国改善关系，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388]，90年代与美国逐步修好，美国解除对越贸易禁运，越南协助寻找越战失踪美军，两国关系正常化。[389]越南又积极参与国际社会，1995年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98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90]

21世纪的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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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1世纪，越南继续面对机遇与挑战。2007年，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为越南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变化。[391]在南海（越南称之为“东海”）主权争议上，越南政府认为中国侵犯海上领土，于2012年通过《越南海洋法》，以求在使用、管理、保护海洋、海岛及发展海洋等方面提供法理依据。[392] 其后发生连串的越南反华暴动、越中船只相撞等事件，使南海酝酿矛盾气氛。[393]在政治体制方面，社会上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有前高官更建议改变一党专政的现状。[注 64][394]

阮富仲在2011年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发起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导致国家主席阮春福、武文赏和国会主席王廷惠等核心领导干部先后被迫辞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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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载，1804年（嘉隆三年）正月，嘉隆帝“复遣黎光定等请封，又请改定国号，书略言：‘先代辟土炎郊，日以浸广，奄有越裳、真腊等国，建号南越，传继二百余年，今扫清南服，抚有全越，宜复旧号，以正嘉名。’”
  2. ^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所著的《越南通史》第二编第三章里指出，越南史前人类文明的发掘始于20世纪20至30年代，发掘者主要是法国殖民当局的军人、商人和传教士，而非考古学及史前学的专家学者，他们研究的初衷都与政治目的有关。所以出土文物数量少，鉴定未够准确，有待继续研究。
  3. ^ 东山文化得名自最初的发现遗址东山乡（在清化省东山县）。它的起始时间，据李昆声、黄德荣所著的《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第五章《越南东山铜鼓(A型和B型)》里指出，曾有公元前600年、前500年、前350年等说法，现在普遍认为前600年较适合。它的终结时间则为公元1世纪，亦即中国东汉王朝的将军马援镇压二征起义的公元43年。
  4. ^ 《水经注》卷三十七注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
  5. ^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鸿厐纪》称：“（雄王）貉龙君之子，都峯州。”又称：“其曰文郎，王所都也。”
  6. ^ 《水经注》卷三十七注引《交州外域记》载：“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越遣太子名始，而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眉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
  7. ^ 有关象郡的位置，说法不一，有指是在现时越南的中部及北部，有指是在中国境内。
  8. ^ 赵佗建立南越国的年代并没有史籍直接记载，现代的研究文献均以《史记》的有关记载推算而得。所以目前对南越国建国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前203年（参见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一说是前204年（参见《南越国史》，张荣芳、黄淼章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 范晔《后汉书·马援列传》载：“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駮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10. ^ 陈寿《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载：“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11. ^ 越南后世人士描绘赵妪的形象是：“乳长三尺，置于背外；著金褐齿履，乘象头，与敌战，居山中，聚党为盗。”
  12. ^ 房玄龄等《晋书·陶璜传》载，陶璜上书称：“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
  13. ^ 沈约《宋书·良吏列传·杜慧度》：“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岁荒民饥，则以私禄赈给。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乃至城门不夜闭，道不拾遗”。
  14. ^ 萧子显《南齐书·南夷列传·交州》载：“宋泰始初，刺史张牧卒，交趾人李长仁杀牧北来部曲，据交州叛，数年病死，从弟叔献嗣事，号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焕为交州刺史，以叔献为焕宁远司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献得朝命，人情服从，遂发兵守险不纳焕，焕停郁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献为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献受命，既而断割外国，贡献寡少。世祖欲讨之，永明三年，以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发南康、庐陵、始兴郡兵征交州。叔献闻之，遣使愿更申数年，献十二队纯银兜鍪及孔雀毦，世祖不许。叔献惧为楷所袭，间道自湘川还朝。”
  15. ^ 李延寿《南史·陈本纪·武帝》：“贲兄天宝遁入九真，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杀德州刺史陈文戒，进围爱州，帝（指陈霸先）讨平之。”
  16. ^ 据隋朝《舍利塔铭》（601年刻成，2004年于北宁省顺城县出土）记载：“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乙丑，皇帝（指隋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交州龙编县禅众寺奉安舍利，敬造佛塔。……敕使大德慧雅法师、吏部羽骑尉姜徽送舍利于此造塔。”
  17. ^ 魏徵《隋书·刘方传》载：“仁寿中，会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据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权据龙编城，其别帅李普鼎据乌延城。左仆射杨素言方有将帅之略，上于是诏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为长史，统二十七营而进。……进兵临佛子，先令人谕以祸褔，佛子惧而降，送于京师。”
  18. ^ 据台湾学者吕士朋所述，唐高祖于622年设立“交州总管府”，后改设交州都督府。唐太宗时纳入岭南道所辖。679年，唐高宗时改为“安南都护府”，681年令安南都护兼任安南经略招讨使。757年，唐肃宗改称“镇南都护府”，758年升安南经略使为节度使。768年，唐代宗复名“安南都护府”。866年，置“静海军节度使”。
  19. ^ 有关占族的人种所属，法国学者乔治·马司培罗认为“似可列入‘马来群岛’统系”（见马司培罗《占婆史》，台湾商务印书馆，3页），中国大陆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源于印度族”（见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35页）。
  20. ^ G·赛代斯在其所著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中解释“扶南”名称的由来：“过去读音为‘b'iu-nâm’。该词是古吉蔑词‘bnam’（今为‘phnom’）的音译，意即‘山’。这个国家的国王都有一个熟语作为称号，其意为‘山王’，梵文写作‘parvatabhûpâla’或‘Çailarâja’，吉蔑文作‘kurung bnam’，中国人，就是根据这个国王称号来确定这个国家的。”
  21. ^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李公蕴下《迁都诏》称：“况高王（指高骈）所都大罗城，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踞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嵦，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蕃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京师之上都。”
  22. ^ 李昭皇让位给陈煚的日期，有数种不同的说法。《越史略》记载在乙酉年（建嘉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西历1225年12月31日）。《大越史记全书·李纪·昭皇》记载在乙酉年（天彰有道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西历1226年1月10日），而同书《陈纪·太宗皇帝》，则记载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历1226年1月11日），而两处都加上“戊寅”。见《越史略》卷下，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第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619页；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李纪·昭皇》及《陈纪·太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316页及321页。中西历转换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3. ^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朝太上皇制度情况：“子（指皇帝子嗣）既长，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圣慈宫，以上皇称，同听政，其实但传大器，以定后事，备仓卒尔，事皆取决于上皇，嗣主无异于皇太子也。”
  24. ^ 后黎朝时的越南史官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里指出：“陈末二胡之后，明人并据，凡二十年。”（见《大越史记全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68页。）此外，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所著的《越南通史》，将“属明时期”定为1407至1427年。（见《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389页及656页。）
  25. ^ 《明史》载：“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
  26.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载黎利颁《平吴大诰》，文中称：“顷因胡（指胡朝）政之烦苛，致使人心之怨叛，狂明伺隙，因以毒我民，恶党怀奸，竟以卖我国”；“予（指黎利）奋迹蓝山，栖身荒野，念世雠岂可共戴，誓逆贼难与俱生”；“于戏！一戎大定，迄成无竞之功，四海永清，诞布维新之诰。”
  27.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载，当时“臣民失望，天下惶惶，……于是人多逃窜山林，或隐匿姓名不出，或群聚为劫党”。
  28.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载：“明人不信，密使人往探访国内消息，诘问因由，阴求黎氏子孙以立之。”
  29. ^ 《安南来威图册·安南来威辑略》收录莫登庸向明廷的奏折称他深明“大将专征，重兵压境，臣（莫登庸）犹圈豕，何足以当”，并愿意将“贴浪二都、澌凛金勒古林丫葛等四峒”，归隶明朝管辖。
  30. ^ 郑松虽操纵朝政，但并没夺取帝位之举。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在其著作《越南史略》中解释其原因在于：“害怕北方的明朝制造麻烦，且莫氏还据有高平之地，若有反叛之举，则怕逆军以扶黎讨郑为名，兴兵来犯。”
  31. ^ 《大南实录》前编载：“上（指阮潢）抚循军民，收用豪杰，轻徭薄赋，人心悦服，时称‘仙主’，帝业之兴（指阮氏王朝）寔基于此。”
  32. ^ “优兵”为受郑氏信赖、忠于郑氏之兵，从清化、乂安每三丁抽一组成。“一兵制”为从山南、京北、海阳、山西各地每五丁抽一组成。
  33. ^ 后世对西山阮氏兄弟政权的称谓有多种：
    • “西山农民起义”：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将“西山农民起义”及“西山朝”的时间，定于1771至1802年。（《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6页。）
    • “西山朝”：见上。
    • “西山阮朝”：陈重金（即陈仲金）将“西山阮朝”的时间，定在1788至1802年。（《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70页。）
    • “新阮”：以别于阮福映所代表的“旧阮”（包括阮主及阮朝政权）。《清史稿·属国列传·越南》指出：“暹罗王故与阮光平（即阮惠）夙仇，乃以女弟归福映，助之兵，攻克农耐，据之，势渐强，号‘旧阮’，而称阮光平父子为‘新阮’，亦曰‘西阮’。”（北京中华书局，14642页。）
    • “西阮”：见上。
    • “伪西”：19世纪阮朝官修的《大南实录·大南正编列传初集》里，将西山阮氏兄弟事迹列入《伪西列传》。（Hội Bảo tồn Di sản Nôm─阮仲合、裴殷年等《大南正编列传初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卷三十《伪西列传》）。
  34. ^ 《越法凡尔赛条约》由莫穆林伯爵（代表法国波旁王朝政府）与百多禄（代表阮福映政权）签订。当中有几条关于法国提供军事支援，阮氏割让土地的条款如下。
    • 第二条：法兰西国王陛下将不延缓地用自己的费用遣派帆舰四艘、步兵一千二百人、炮兵二百人及〔非洲〕加发（Caffres）〔土兵〕二百五十人所组成的军团，到交趾支那沿岸。这些部队应装备着一切战争的器械，尤其是足以作战的火炮材料。
    • 第三条：交趾支那国王〔约定〕在等待着法兰西国王所欲给他的重要助力的时候把形成交趾支那叫做Hoi-nan（会安），欧洲人叫做Touron（沱㶞）的这个主要埠口的岛屿的绝对所有权和主权暂时地让与法国国王和“法兰西王位”。
    • 第五条：法兰西国王亦将取得昆仑岛（Pulo-Condor）的所有权和主权。
  35. ^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载，1806年（嘉隆五年）三月，“命嘉定，凡清船、西洋船来商，回帆日，照船内人口，人给米一百斤，收其值钱三缗，永为例。”
  36. ^ 《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载，1820年（明命元年）十一月，“改定外国商船港税礼例。故事，玛 （即澳门）、西洋诸国商船来商，与广东一例征税，但以横度尺寸为差等。帝欲柔怀远人，命廷臣分别议定，视旧额而宽减之。”
  37. ^ 阮朝时期官员李文馥在其著作《闽行诗话·夷辨》里描述越南文化状况：“以言乎治法，则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书。家孔孟而户程朱，其学也；源左国而流班马，其文也；诗赋则昭明文选，而以李杜为依归；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锺王为楷式。宾贤取士，汉唐之科目也；博带峩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举之，其大也如是，而谓之夷，则吾不知其何如为华也？”
  38. ^ 第一次《西贡条约》（又称“1862年协定”、“一八六二年六月五日越法柴棍条约”）的第三条规定：“边和、嘉定、定祥（美湫）三省的全部及昆仑岛的一切主权将依此条约被完全割让与法兰西皇帝陛下。”
  39. ^ 第二次《西贡条约》（又称“一八七四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等名称）里相关的数条如下：
    • 第二条：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阁下，面对一切外国，不论那一个外国，承认安南王的主权和他的完全独立，答应给他帮助及救援……。
    • 第五条：安南王陛下承认法国在它现在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有充份的、完全的主权。
    • 第十一条：安南政府约定开放〔如下〕诸埠口通商：平定省的施耐汛、海阳省的宁海汛与河内市，以及由海至云南经由珥河的通道。
  40. ^ 第一次《顺化条约》（又有“第一次《顺化条约》”、“癸未协订”等名称）的第一条规定：“安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以此类型的关系在欧洲外交的法律上之观点上所有的后果；即法国将总理安南政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外国的关系；安南政府只有通过法国的中介始得与该外国等作外交上的交通。”
  41. ^ 《中法简明条款》（又称《天津专约》）第二条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均置不理。”
  42. ^ 《第二次顺化条约》第五条规定：“一位‘钦使大臣’（总监督）将代表法国政府，主理安南的对外关系，并保证保护权的正规的行使。”
  43. ^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曾指出：“在印度支那，殖民主义者为了毒害我们，使我们愚昧无知，千方百计地强迫我们抽鸦片和酗酒。”
  44. ^ 据越南革命家潘佩珠列举，殖民政府所设的税项有田土、人口、屋居、渡头、生死、契券、人事之杂税、船户、商贾、市廛、盐酒、殿寺、工艺、地产、种烟田、生烟、熟烟、公司烟、私局烟等十九种。
  45. ^ 胡志明的《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1925年出版）中描述：“不只各位统督、统监为所欲为，而且连税关、警察局的人员以至所有有一点权力在手的人，都使用权力和滥用权力去为非作歹，因为他们知道一定不会受到什么处罚的。”
  46. ^ 潘佩珠《越南亡国史》里指出：“那法人却无利民的意思，一切利权都被法人掌握，越人却无丝毫分润，故民财、民力、民膏，却千端万绪索取，朝供到夕，夕供到朝。”
  47. ^ 罗惇曧《越南遗民泪谈》引述越南人阮尚贤《桑海泪谈》指出：“其（法国殖民政府）虐政之大端有四：一酷其刑罚，二重其赋役，三绝其生路，四锢其知识。”
  48. ^ 台湾学者蒋永敬的《胡志明在中国──一个越南民族主义主义伪装者》指出，潘佩珠“系被胡氏（即胡志明）所出卖，代价是十万越币（piasters）。……胡之出卖潘氏，是得自潘驻香港代表蓝德守（Lam Đức Thủ，真实姓名为Nguyễn Công Viện）的合作。事后两人平分十万钱币”。而杨碧川的《胡志明与越南独立》里则称这是“谣传”。
  49. ^ 关于日军在殖民政府愿意顺从之下仍出击的情况，日本学者半藤一利有所描述：“有关进驻问题，始终都是商量出来的结果，因此，理应在和平之中进行才是。然而由于手续的问题，而弄得乱七八糟，九月二十三日，为进驻而来的日本军与担任守备的法属支那半岛军队交火。当时说出‘武人闯入敌人土地时，难道要厚著脸皮收起双刀，从玄关上去吗’这番话的陆军年轻参谋，似乎也参加了商议，但商议进行得不顺利，在焦急之下，一举击破守军闯了进来，造成没有益处的流血事件。”（见《昭和史 (第一部1926-1945)》（下册），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39─40页。）
  50. ^ 越共著作《八月革命史 (一九四五年)》中分析：“如果日法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印度支那人民将借此机会奋起消灭它们。正因为如此，日、法之间外表上还是暂时和缓，得一日算一日。但战争形势不许可它们这样‘和缓’下去。”
  51. ^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里指出：“这种结局从局部来看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从国家利益着眼，应该说，我希望印度支那打起来。鉴于维希的政策对法国荣誉的损害，印度支那联邦人民的思想情况，亚洲和大洋洲的民族主义沸腾情绪以及盟国特别是美国对我国远东地位敌意，我始终认为重要的是，不让那里的战争在我们没有参战的情况下就结束。否则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军队、所有的舆论，都将坚决要求我们从那里退出。相反，如果我们参战（哪怕战争将近结束），那么，法国人洒在印度支那土地上的絴血将成为最有力的权利。”
  52. ^ 《独立宣言》里称：“事实上从1940年秋起，我国已经成了日本而不是法国的殖民地了。而且在日本投降同盟国时，我们全国人民已经起来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事实上，我国人民是从日寇的手里而不是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手里夺回政权的。法国人逃跑、日本投降，保大皇帝逊位，我们人民已经粉碎了近百年来的殖民枷锁而建立了独立的越南，我们的人民还推翻了几十个世纪以来的君主制度，从而缔造了民主共和制度。因此，我们──代表越南全体人民的新越南临时政府──宣布完全同法国脱离关系，废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取消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
  53. ^ 美国学者萨德塞提到，有传闻指胡志明曾以其粗俗语气向友人评道：“嗅法国人的粪便一下子，总比吃中国人的粪便一辈子更好。”
  54. ^ 日内瓦会议中就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宣言”中的相关内容如下：
    • 会议确认：关于越南的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军事问题，以便结束敌对行动，并确认军事分界线（即“十七度线”）是临时性的界线，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政治或领土的边界。……
    • 会议声明：关于越南，在尊重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的基础上对各项政治问题的解决，应使越南人民享有经由秘密投票的自由全国选举而建立的民主机构所保证的基本自由。……将在1956年7月内，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所规定的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成员国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全国选举。
    • 会议注意到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即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愿意根据有关各国政府的请求，在经双方协议规定的期限内，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领土上撤退其军队。
  55. ^ 1956年1月，胡志明发表文章《祝贺新年》，提到：“关于国内形势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反对南方政权的独裁统治，以及‘征求民意’、片面举行‘国会’选举、制订冒版的‘宪法’等阴谋，我国同胞从南到北正大力展开斗争，反对违反日内瓦协议的一切行为，要求严格地执行协议；要求召开协商会议，讨论在全国举行自由普选的事宜。”
  56. ^ 阮高祺《二十年零二十天──空军元帅阮高祺回忆录》记述：“贪污腐化之风呼啸激扬，公开的议论和诽语又无法对证，一直到一九七四年，逐渐兴起了公开侮蔑的风潮，民众的炮火群起发射，总统自己也受到了指斥。”
  57. ^ 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美军）将会在强势之下进行此次撤退，而不是脆弱的。若果南越军力增强的话，美军亦会更大幅度地撤走。”
  58. ^ 范文同《战斗和建设的二十五年》称：“战争‘越南化’就是延长战争，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沉重负担转嫁给敌占区人民。”
  59. ^ 阮高祺指出南越军队在“战争越南化”前后的对比：“我们的美国盟军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加之于越南军官身上，因此无可避免地，我们必须采取美国人的作战方法”；“我非常关心一旦美军撤走，对我们的士气会发生什么影响。我曾警告阮文绍：‘不可以去想像美军走了以后，我们仍然能有现在这样的火力。’事实上，美国人以后极力批评越南（指南越）地面部队，没有空军的掩护而勉强前进。然而这是他们奢侈的使用，而且告诉我们的部队作这种期望。”
  60. ^ 《巴黎协议》原称《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又有《巴黎协定》等名称。当中的相关内容如下：
    • 第二章第二条：自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二十四时起在越南南方全境实现停火。在同一时刻，美国将停止其驻于任何地方的陆、空、海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一切军事活动。……
    • 第二章第五条：本协定签字后六十天内，将完成自越南南方全部撤出美国军队……。
  61. ^ 据学者于向东、谭志词指出，越南在1940年代以后曾出现越南社会党、越南民主党、国家革命运动党、越南人民革命党、公民集团党、勤劳人民党、争取和保卫自由运动党等政党，但在越南共产党一党专政下被瓦解。
  62. ^ 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统计，1975年至1991年从越南逃到美国的难民数字如下（约数）：1975年125000人、1976年3200人、1977年1900人、1978年11100人、1979年44500人、1980年95200人、1981年86000人、1982年42600人、1983年23000人、1984年25000人、1985年25400人、1986年22400人、1987年22600人、1988年18000人、1989年30800人、1990年41000人、1991年45000人。
  63. ^ 倪创辉《十年中越战争》引述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对中越十年战争评论：“十几年来，（中越）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甚至兵戎相见。我们应首先把事情的是非曲折说清楚，找出产生问题的根源，总结教训。”
  64. ^ 越南前司法部部长阮庭禄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共产党应该与时俱进面对挑战，与其他政治派别展开竞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应该害怕这样的竞争。”

引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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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外纪·鸿厖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97页。
  2. ^ 2.0 2.1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7页。
  3. ^ 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05─106页。
  4. ^ 4.0 4.1 4.2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二十三，嘉隆三年正月“帝复遣黎光定等请封又请改定国号”条，兹参考许文堂、谢奇懿编《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37页。
  5. ^ 《清实录·仁宗实录》卷一一五嘉庆八年六月己丑条，兹参考《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283─284页。
  6. ^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一九九册）卷五五三《越南》，“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条，上海商务印书馆。
  7. ^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二十三，嘉隆三年正月“帝复遣黎光定等请封又请改定国号”条，兹参考许文堂、谢奇懿编《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37─38页。
  8. ^ 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08─109页。
  9. ^ 潘一宁《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1949──1973)：越南战争的国际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33页。
  10. ^ 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09页。
  11. ^ 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北京商务印书馆，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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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01页。
  14. ^ 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北京商务印书馆，143页。
  15. ^ 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北京商务印书馆，146─147页。
  16.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65─66页。
  17.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30─131页。
  18. ^ 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北京商务印书馆，219页。
  19.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97页。
  20.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3。
  21.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6─207页。
  22.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46页。
  23.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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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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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11至112页。
  30. ^ Le Xuan-diem: The Post-Neolithic Culture in the Lower Basin of Dong Nai River (Southern Vietnam) , in Archaeology in Southeast Asia , p. 41-48. The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1. ^ 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云南美术出版社，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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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34.0 34.1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三十七，江苏古籍出版社，3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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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徐绍丽、利国、张训常《越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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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外纪·鸿厖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97─98页。
  39.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5页。
  40. ^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外纪·鸿厖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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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及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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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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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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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断代、国家及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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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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